段义孚的最后书单

The Last Launch: Messages in the Bottle（2015）是段义孚（Yi-Fu Tuan）的最后一本书。从书名即可看出，这是他对于各种主题思索的最后结集。并且希望，通过将这些思索封入漂流瓶，在别的什么地方被你我读到。

段义孚1930年12月5日出生于天津，在伦敦大学学院和牛津大学念地理系之前，跟随外交官父亲（段茂澜）的职位调动频频搬迁，生活在重庆（1938-1941）、悉尼、马尼拉和伦敦。他幼年与少年经历二战（以及生活背景的缘故），让他觉得他一度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他说，1946年以后，“我仅仅是世界事件的旁观者。”当自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孩时，他相信日本飞机与潜艇是冲着他来的。段义孚被称为人本主义地理学之父（Father of Humanist Geography），但他的地理学生涯是从自然地理学开始，他最开始研究沙漠，在加州伯克利的博士论文是The Origin of Pediments in Southeastern Arizona，也是在同一时间，他开始试图将哲学与心理学引入他的地理学思考。1974年的Topophilia（《恋地情结》）和1977年的Space and Place（《空间与地方》，已有中译本）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著作。2012年，段义孚获得了Vautrin-Lud奖（从1991年起，在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géographie中颁发，被视作地理学最高奖），他被评委称作地理学界中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他用温和的文字将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基于量化的空间分析的一代地理学者吸引过来。他吸引那些心灵超越客观的论断，揭示了在传统社会科学模式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生活。”

Tim Cresswell（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博士）写过一篇介绍段义孚Space and Place的文章，讲到自己1985年在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念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在一门“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的课堂上读到Space and Place，并立刻被吸引。“人本主义地理学”这门课几年后也就改作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象征着时代的变迁。这书乍读起来并不是明显的地理学，按照Cresswell当时对地理学的理解，但它全部内容却又以地理学能够或者应该怎样为中心。Cresswell当时并没有意识到Space and Place将成为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学界中多么重要的作品，也没有意识到它对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在1985年，“人本主义地理学”这样的思想是本科学位必修。它不再是“革命性”的，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1977年，Space and Place出版之时，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在大多数人的知识视界中不过才5年。1974年，段义孚的Topophilia出版，同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在Cresswell1985年念“人本主义地理学”课程的时候，如下著作也是重要的参考书：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1976), Anne Buttimer and David Seamon,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1980), David Ley, 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1974), Donald Meinig,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1979), 和J. B. Jackson, The Necessity for Ruins (1980)。对于这些著作来说，所关心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与世界里充满意义的生命。有关“地方”（place）的概念便是其中之核心。在Space and Place出版前的那十年里，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变得越来越不“人文”。空间科学（spatial science），量化革命（quantitative revolution），和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纷纷将世界，与其中的人，当作是客体而非主体。理性的人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做出理性的选择这样的思想占统治地位。location，spatial patterns，distance和space这样的词组出现在书刊纸页中。人文地理学更像是一个伪科学。人本主义地理学便是对这种情形的批判。

Cresswell认为，段并不按照常理进行“研究”。他并不使用那些方法论课堂里所教授的任何方法。他不利用民族志，符号学，数据分析或者是深入的档案研究。他阅读段的著作，会感觉到，作者阅读了很多二手材料并且将其组织连结，却又不露痕迹。段的许多观察是对常识的声明。通常，它们被许多人类学文献，经典社会学材料，诗歌，小说与心理学片段所支持。就像是，段雇佣了大量的富有创见的学者、作家与哲学家帮他做研究。虽然段使用的例子与材料来源非常丰富，但却很少反映当代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我们更容易通过人类学家视角看到非洲土著群体，或者是中国古代城市计划，而不是那些表现当下的材料。段的写作是适合于更广阔的受教育群体阅读的，并不限于一个特定的理论的主题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学科。

虽然段义孚已经是致力于将“地点、空间与内在自我”的探索写进“学术著作”中，阅读他的回忆录与随笔，更容易接近他个人。在书上明确标注“自传”或“回忆录”的著作有三本：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1999) (标注：Autobiography, Geography, Gay Studies),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2012) (标注：Memoir, Nature, Religion)，以及最后的这本The Last Launch: Messages in the Bottle (2015) （标注：Geography, Philosophy, Memoir）。他还有一本“游记”，Coming Home to China（2007）（中文版：《回家记》（2013）），记录了他2005年在中国的活动与心理感受。

段义孚在The Last Launch一书最后列出了他的favourite lists，分“书”、“艺术”与“地方”三类。以下就摘录他所列出的地理学书单（和我的一些注解）。

段义孚有关书单的说明：

在这份地理学书单里，段义孚包含进了六个非地理学家的著作，为了填补职业地理学文献的空缺，即对地球与其环境，人，和地点的“唤醒”。对段义孚来说，地理学家的著作能做到“唤醒”的包括Hendrik Willem van Loon（房龙）的Geography: The Story of the World (1932) 与 André Siegfried（西格弗里德）的 Géographie Poétique des Cinq Continents (1952)。段在青少年时就发现了它们，并且它们让他明白可以充满热情的写作地理学。

对于人与地点都鲜活生动的“历史的-区域的”地理著作，段义孚推荐John Updike的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1996)，四代美国人的生活，沿着东海岸，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展开。

因为地球有四分之三都是海洋，所以他推荐了Hamilton-Paterson的The Great Deep: The Sea and Its Thresholds (1992)。

至于那些导致很多人对地理感兴趣的旅行读物，他很喜欢的两本是：Apsley Cherry-Garrard的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1922) 与 Sven Lindqvist的Desert Divers （1990；2000）。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是讲1910-1913年间英国南极地区考察（British Antarctic Expedition），由Robert Falcon Scott率领的五人团队在1912年1月17日抵达南极点，但发现挪威人Roald Amundsen的考察队早于他们34天到达。Scott一行在回程途中全部罹难，其中一些人的遗体、日志及照片在8个月后被一个搜救队寻获。

Sven Lindqvist曾在1961-1962期间在北京的瑞典大使馆任职文化专员，当年的太太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与他一起去了北京。同时，他们也就读于北大。1963年，由Sven Lindqvist写作，附有林西莉摄影的China in Crisis出版，并有多个译本。林西莉的新作《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2016）（En annan värld: Minnen från Kina 1961–62（2015））也记录了当时的见闻。据称，Sven Lindqvist当年去中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到赫尔曼·黑塞作品的影响。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他喜欢上了吴道子，之后写了The Myth of Wu Tao-tzu (1967)。他写了不少旅行文学，段义孚推荐的这本Desert Divers就是写撒哈拉沙漠的。）

段认为，有关城市地理的文献非常多，但是，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品味到城市的高度与深度。George Orwell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中文版《巴黎伦敦落魄记》或《巴黎伦敦冒险记》）是一个范例，展现这种深度在触觉、味觉和嗅觉上的观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地理学主题。地理学家对生物-地理学(bio-geography)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bio-”几乎总是限于植物，而非动物。人与野生动物之间重要的关系几乎主要是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在进行研究。最近的一个很出色的例子是Harry Greene的Tracks and Shadows: Field Biology as Art (2013).

书单：

Alexander von Humboldt（亚历山大·冯·洪堡）, Kosmos: A General Survey of Physical Phenomena of the Universe, Vols. 1-5 (1845-1862)

题外话，最近有一本讲洪堡的书The Invention of Nature: The Adventure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he Lost Hero of Science（2015），也出了中文版，《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2017）。这本书值得看。

Vidal de la Blache（维达尔·白兰士）, La Personnalité Geographique de la France (1903)

这实际上是1903年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的第一部分

Apsley Cherry-Garrard,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1922) 详见前文

Henkrik Willem van Loon,Van Loon’s Geography: The Story of the World (1932) 详见前文

George Orwell,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详见前文

Francois E. Matthes, The Incomparable Valley: A Geolog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Yosemite (1950)

这本书是在Matthes去世后编辑出版的。

Carl O. Sauer,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 (1952) 与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1963)

Sauer是人文地理学家，他对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一个文化群利用自然景观造成。文化是中介，自然区域是介质，文化景观是结果。

André Siegfried, Géographie Poétique des Cinq Continents (1952) 详见前文

Walther Penck,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Land Forms: A Contribution to Physical Geography (1953)

Walther Penck（1888-1923）是地理学家Albercht Penck（1858-1945）的儿子，Albercht因研究冰川地貌而著名。因为早逝，Walther Penck的“形态分析”之书稿是去世后由父亲出版的。“形态分析”是指，他希望通过研究地貌类型来分析大地构造。Walther Penck的著作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里的影响更重要。一篇地理学史论文解释，“他的著作至1953年仍在译为英语，并在1972年再版，这对德国人说来是难以理解的。”“这件事可以他被视为William Morris Davis‘侵蚀轮回说’（cycle of erosion）的挑战者来解释。”他认为抬升与侵蚀是同时发生的。

William L. Thomas, Jr.,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Vols. 1-2 (1956)

20世纪中叶学者对环境的看法，包括Carl Sauer, Lewis Mumford, Paul Sears, James Malin, Karl Wittfogel，和Clarence Glacken等人。这个专题论文集的灵感来源于George Perkins Marsh的Man and Nature (1864)。Marsh使得公众警觉人类对于环境改变的程度，他最早提出“人并不仅仅是环境的被动的受害者，而也是改变环境的活跃的中介者”这样的概念。这部选集还有一些文章，现在，人们会称其为“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1958; 1964)

中文版：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

John K. Wright, Human Nature in Geography: Fourteen Papers, 1925-1965 (1966)

John K. Wright（1891-1969），美国地理学家，他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地理学会当图书馆员。他对地理学史很感兴趣，并且很重视地理学的档案信息。于1947年提出Geosophy（地理知识学）这个概念，这个词由“geo”（Greek for earth）与“sophia”（Greek for wisdom）两词构成。他认为geosophy对geography来说，相当于historiography对于history。“地理知识学”是为了解决过去与现在的地理知识的本质与表达。这远远扩展了科学性的地理知识或者是已经由地理学家系统化的地理知识构成的核心区域，将所有边缘的领域都考虑在内。“地理知识学”涵盖地理的想法（geographical ideas），无论对错，也涵盖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地理学家，也包括农民和渔民，商界精英和诗人，小说家和画家，Bedouins人和Hottentot人——正因为如此，“地理知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主观认知所相关的。之后，MaGreevy对此总结：地理知识学是人们对世界的构想与想象的研究。

Clarence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7)

因为这本书，Clarence Glacken被视作“环境史”领域的重要人物。Glacken认为，在西方环境思想史上有三个主要的理念：其一，一个神性设计的地球（生态理论与智能设计论都由此而来））；其二，环境对人的影响（类似早期人类学中的环境决定论）；其三，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1971)

Paul Wheatley主要研究领域是东南亚与东亚的历史地理。

David Lowenthal and Martyn Bowden, eds.,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1976)

这个论文集是向John K. Wright致敬的，论文集的题目也反映了Wright所提及的与“主观认知”（subjective conception）有很大关联的地理的想法“geographical ideas”。其中有段义孚讨论geopiety的文章Geopiety: A Theme in Man’s Attachment to Nature and to Place。Wright最开始提出geopiety这个词，表明人类因认识自然世界与地理空间而产生的虔敬。

J. B.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1984)

Jackson影响了美国当代文化景观研究的轨迹。他描写包括停车场、汽车营地以及高速公路在内的美国景观。他创立了Landscape杂志。这个杂志混杂了历史、城市规划、景观建筑、地理、人类学和遗产保存。这个杂志确立了Jackson称为vernacular landscape（乡土景观）的概念，是指日常生活地方的地理与平民建筑，他曾写道，当我年纪越大，花在观看景观上的时间越长，我也越来越确信它们的美不仅仅是外貌而是本质，而那样的美是源于人类的存在的。

这本书有中文版，《发现乡土景观》（2015）。

Sven Lindqvist, Desert Divers (1990; 2000) 详见前文

James Hamilton-Paterson, The Great Deep: The Sea and Its Thresholds (1992) 详见前文

John 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1996)

中文版，《圣洁百合》（1999；2012）

Tim Cresswell, The Tramp in America (2001)

The Tramp in America讲述了“流浪者”是如何在1870年代到1930年代期间的美国被作为一种社会型发明出来的。Cresswell研究了“流浪者”如何被想象，被描述，以及到二战时，被重新分类，致使消失。更重要的，这本书质疑了一般的假设——即移动性（mobility）在美国身份的生成中所起的关键角色。

Tim Cresswell关注“移动性”（mobilities）这一社会科学范式。“移动性”关注人，想法与物品的移动，以及这些移动产生的更广泛的社会意涵。Tim Cresswell是段义孚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是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移动性”（mobilities）主要与社会学相关，但是人类学、文化研究、经济学、地理学、移民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和旅游与交通研究都为“移动性”文献做出了贡献。Cresswell在2011年对mobilities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交通研究和交通地理学做出了定义：“移动性”通常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相连；“移动性”通常将不同尺度的移动相连，而传统的交通地理学倾向于只在一个尺度以下关注特定模式的移动（比如本地交通研究或者家庭旅游调查）；“移动性”包含人、物品与想法的移动，不仅仅是狭窄的关注乘客模式转换或者是货运物流；“移动性”既关注移动，也关注“停止，静止和相对的稳定”；“移动性”包含移动理论和方法论，避免将“有界性和静止不动的”优先化；“移动性”通常会涉及政治的以及有差异的移动政治（politics of mobility），异于工程学科的研究者所追求的非政治的、“客观的”立场。

Paul Adams, Steven Hoelscher, and Karen Till, eds., Textures of Place: Exploring Humanist Geographies (2001)

这本选集的作者分别来自地理学，艺术史，哲学，人类学与英美文学领域。他们探讨“地方”（place）嵌入日常经验中的方式，地方对于群体与个人身份之形成的关键作用，以及地方对于权力关系的反映与加强。

Kenneth Olwig, 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Body Politic: From Britain’s Renaissance to America’s New World (2002)

这本书有关景观（landscape）与自然（nature）的含义如何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如何被用于定义政治体（body politic）。Olwig是段义孚的博士，读博士前，他的教育背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The Morphology of a Symbolic Landscape: A Geosophical Cas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nmark’s Jutland Heaths Circa 1750-1950（1977），之后出版的Nature’s Ideological Landscape（1984）是他博论的缩减版。段义孚在本书序言中说，Olwig将scenery，view，landscape，land，countryside，country，nation，national identity这些概念的产生融入了一个议题中，用landscape一词折射其他所有词汇。landscape一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拟人化的词。landscape中的land或者country不仅指代自然单元，并且指代人——他们的习俗、法律和制度。自然——荒野自然——只有当人们不再视其为威胁之时才能够以欣赏的眼光观看。当不再是威胁时，荒野自然就可以并入一种美学——崇敬的美学。

Harry Greene, Tracks and Shadows: Field Biology as Art (2013)

这本书是生态学家Harry Greene的自传，据他自己介绍，除了自传以外，还包括蛇的奇妙，研究与理解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美，还有与人性共享自然之美的重要性。

除了地理学书单之外，段义孚还列出了历史、传记、社会学等等（也许以后可以继续列出）。我们还可以看看他读什么小说。

段义孚曾经读很多侦探小说，包括G. K. Chesterton, Agatha Christie, Arthur Conan Doyle, Ruth Rendell, Robert van Gulik, 和Janwillen van de Wetering。但是他现在不读侦探小说了，可能是觉得看动作片更适合消遣。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贪心的小说阅读者，反而更喜欢通过阅读传记和自传，历史书和描述性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著作来窥视别人的生活和时代。

当他读小说的时候，是为了找寻他所不能从历史学与社会学中获得的东西。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潜在含义，另一方面是他所隐匿其中却没有技巧和勇气表达的感觉与渴望。他并不很喜欢novel of manners（社会风俗小说），如Jane Austen那类。但是，段很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他将其描述为：an account of the decline of an illustrious family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这当然也是社会风俗小说，但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下面潜藏着另一层存在。因为同样的原因，段是十九世纪两个伟大俄国小说家的爱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并不像其他一些评论家那样，在意存在的一定层次（a level of existence）是否先于世俗。所以，像很多人那样，他喜欢《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中的“Grand Inquisitor”一章。另外，尽管他也很欣赏《战争与和平》（1869）与《安娜·卡列尼娜》（1877），但是，最令其难以忘怀的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ch (1886)）与短篇小说“What Man Live By”（1885）。

段义孚最喜欢的当代小说家是Iris Murdoch（爱丽丝·默多克，或艾瑞斯·梅鐸）。他读过她的二十本小说，并且每每在出版前都十分期待。Murdoch满足了他的一些阅读时的心愿：哲学性议题在虚构性作品中具体的讨论，在社会表层以下那些精神上的渴望的痕迹，以及对于年轻人之间互相拥有的温柔却又强烈的感情的描绘。对于这种感情的唤醒，段义孚提到他很早就喜欢的一部小说，Wiliam Maxwell的The Folded Leaf（1945）。当他需要柔情（tenderness）的时候，他会重读，这里说的不是真的“柔情”，而是他可以用尽全力使其想象到达边界——在小说家艺术的帮助下。

段义孚在自传Who Am I？中通过讲述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故事来表明自己对（青年）男性的依恋。这也是该书标记gay studies的缘故。洪堡对于段来说是英雄，这当然很好理解。因为洪堡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而段的地理学职业生涯是从自然地理学开始的。并且，洪堡是最早使用景观画与诗作来扩展地理经验的范畴的——感觉、情绪与观念——这些恰恰是人本主义地理学所构成的要素。他的活力也是段自认为所缺乏的，洪堡在六十岁之时仍在西伯利亚与中亚行进一万两千英里。段在自传里讲述了洪堡的三段与男性有关的故事。接下来，他写，“我在1997年2月7日做了有关洪堡的报告，但是我没有提及任何一段他的情事（affairs of the heart）。我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想专注于洪堡对于地理学的贡献。但是，在我即将结束那个报告时忍不住说到，‘亚历山大·冯·洪堡，虽然有这么多的成就与喝彩，但他缺少——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即，能够一起享用睡前饼干的所爱之人。’”段义孚接着写，“我当时并不仅仅在想着洪堡。现在也不是在想着他，当我描述他的情感依恋时。在我人生的故事里，我自然是主角。”“我更像希腊人，而不是中国人。我更像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是，那时候有青年的美。但同时，那时候还有宇宙的美——这是更大的诱惑。”“如果没有宇宙，或者更精确地说，没有我对自然与人类作品的喜爱，我的生活会是悲惨的，不可活的。我被地理学所救。自然地，我在外部世界看到了恶劣与丑陋，就像我在我混乱的内心世界一样。我甚至相信，我自身的痛苦，我不可更改的处于被社会所接受的外在表现的底层中，给了我能够洞悉人类痛苦的能力，尤其是对属于被轻视的少数群体的洞察力。但是，我选择不生活在阴影中——我自身的或者是这世界的。”

段义孚以一个故事结束他的自传Who Am I？那天，他独自开车，在Nebraska向西行，已过午夜。在公路上只有他与前面那辆车。它们互相作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信的司机，尤其是在黑暗中，所以他感激前车的尾灯，可以指引他，并且让他感到安全。正当他开始认为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前车的右转灯开始闪烁。友好的表示，却令人遗憾，因为他又要自己一个人向前开了。前车转向了一条乡间小路。接着，就只剩他的前灯替他指路了。那灯光照亮了一小片路面，随即被吸进了如一堵墙一般的黑暗。

The Last Launch中，段义孚也讲了一个小故事。那天他正在威斯康辛麦迪逊的State Street走，听到身后反复响起一个童声，“你是学生吗？你是学生吗？”他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显然不可能是在问他。但却又好奇的转过身去，问那个小朋友，“看过来，我看起来像学生吗？”小朋友答，“是的，你有一个双肩包。”这当然让他很开心。“我仍然有一个双肩包，这意味着我仍然是一个向生活敞开的学生。”

参考资料

Phil Hubbard, Rob Kitchin and Gill Valentine ed., Key Texts in Human Geograph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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