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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活着我花了一个小时就看完了这本《活着》。它就应该这么看完--没有悬念和高潮,也不需要想象,而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飞掠一个人走过的一生--虽然也会有作家用一本书去描写一个瞬间,但结果是一样的:它敞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进入另一种时空的概念。这种终极的自由,正是文字存在的理由。这本书里也有很多个瞬间,在命运之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值得我们久久伫立。 我从小就看过许多农民的脸。农家小孩的脸和他们的语言一样单纯,不如城里公子小姐的有那么多表情,而进入中老年后,他们脸上有一种凝固了的神态。知识分子说那是无知和麻木,但我读出的常常是坦然。说到这,我又一次想起我的公公和婆婆(在方言里对外公和外婆的称呼)。我婆婆是小脚妇女,所以当我在山路上乱跑时,她总是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赶,用拐杖指着我一通斥骂,然后说带我去镇上食堂吃肉包子。我总是认为她在哄我,但最终总是乖乖地被她牵着手,花半个小时走到食堂。到了那,她总是花半天时间才从有美丽花边和银饰的古式服装里摸出些硬币。我能走得比她的小步子快得多,但被她干瘪的手牵着时,我感到一种定力,再不能欢跑。那时,我是一个坐过火车和汽车的孩子。但我走的路,比起她还差得远。大约是在我十岁的时候,她过世了。她活了八十几岁。
当公公在堂屋靠近天井的那张大竹椅上晒太阳时,我的任务包括给他点支烟斗--这是我唯一能明目张胆地尝一口旱烟的机会,但我至今也不明白,他那么老了,却还能从那种强烈的苦涩中品到乐趣。他看着我们在院子里喂猪喂鸡,看小辈在堂屋里学步或欢闹时,眼神仍然是混浊的,但满脸的皱纹却舒展出光亮。我偶尔会给他掏耳朵。他的听力在九十高龄时几乎丧失了。婆婆过世后,他偶尔会喃喃地问婆婆去哪了,怎么今天没上来。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干活,所以常常是由我来负责凑着他的耳朵喊"老回去了!"(方言里的讳称)。我认真地大声喊叫时,他们总在旁边笑。他们都不太懂得悲伤。他有时在眼角会有一滴泪,白胡子偶尔颤动几下。"他是明白的。" 他们说。公公几年后就去世了,和婆婆一起埋在祖上传下来的墓地。我和我母亲第一次去上坟,是在高原的烈日下走了十里没有树也没有人的山路。归途中突然天降暴雨。我从那时就已经相信,人是有灵魂的。 小时候就听我母亲认真地说,外公是看见过龙的人。至今我仍然不能对这个说法一笑了之。我从来不信任何鬼神,而且总被看作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我无法拒绝这样的传说,因为它存在于一位一生务农的老人身上,是一种魅力。城里人拥有了飞机,他们不需要龙,他们也看不见它。乡下人相信算命,但我从来没有嘲笑他们。在我看来,算命仅仅象是他们需要的一种信心,虽然他们不清楚历史和世界,更不懂科学。在算完命和施法之后,他们还是早出晚归,在田地和栏圈间永远地弯着腰。如果他们要做什么的话,那是连鬼神都不可阻挡的。在我从小的记忆中,所谓"乡下",从来就不是一个狭小的词,它象征着广阔和生命力;农民们,是一种注定要迎战天灾的人类,但他们也注定有丰收的喜悦。活着,是信念的不断胜利,是又一个太阳的如期升起。 我并不是说"活着"的概念只发生在农村里。我更能读动懂农村,只是因为农村没有那么多运动和改革、抽水马桶和电视、分房和职称、同居和离婚、公园和文学,没有那么多腐烂、消沉和抗争的方式。我看这本书时,不断想到的还有我的母亲,我不止一次想大书特书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她在乡下的姐妹不同,她总有些多愁善感。她总是对生命充满悲观,但她的坚强,又是我一生的太阳。如果说我的公公和婆婆、我的姨妈乃至我记忆中的许多农民们让我了解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那么我的母亲给我的信念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只有相互依靠,才能幸存下来。世界注定是荒凉的,冷漠的,只有感情象太阳一样带来生 机。 从《活着》,你能读出不幸、荒谬和愚昧,虽然作者要说的主题并不是这些。他只是要说明,这些概念只是这个世界既有的一些传统,而不属于作为个体的人。人被它们围困和迷惑,而人也会冲破它们,尽管这种冲击往往是一种死伤惨重的悲壮肉搏--这就叫命运。在《活着》中,它是一种记录,记录生命是如何脆弱,如何强健。正是那么多的悲剧,才把欢乐衬托得如此的简朴和有力。那算是悲剧吗?我们只看到那个人不断地流血,但却未曾倒下。历史和世界只是在山的后面,地平线之外,生命决不是从那里出发的,它出发于内心,运行于内心,终结于内心。文学也是应该这样的--《活着》在感情上的力量,正是源于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