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

生在那条街上，意味着你一生游荡，自由自在。也意味着意外与偶然、戏剧性及运动。一种不相关事实的协调一致，这赋予你的游荡一种形而上的确定性。在那条街上，你懂得了人类究竟是什么；而不在那条街上，或离开那条街之后，你就虚构他们。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被称 之为“冒险”的东西，没有一样接近过那条街的风格。无论你飞到北极去，还是手上戴着护垫坐在海底，或者驱车去九个城市，一个接一个，或者象库尔茨那样，向河的上游航行，去发疯，这些都无关紧要。无论形势多么激动人心，多么难以忍受，总会有退路，总会有改善，有安慰，有补偿，有报纸，有宗教。但是一旦没了这 一切，会如何呢？一旦你自由、疯狂、杀气腾腾……

 

学院路37号

那个九月的黄昏，我从闷热的三层卧铺上狗熊般爬下来，看窗外掠过的古城楼和大饭店。它们在夕阳下闪耀着帝王之气。然后，我挤在充满汗味的接站校车里浏览了东三环和北四环。那年月，北京的空气和交通状况都还没有现在那么糟。

在 十二楼管理室的烛光下填写了一些表格后，我提着行李拿着新钥匙摸上二楼，在被十多个黑影撞过之后找到了244房间。嗅着石灰、油漆和新布的味儿，我踩翻了 一摞新盆和几个新暖瓶，中了弹似的跌倒在贴有自己大名的床上，身体象是散了架。窗下的小道上，男生在叫十三楼的女生去看录相，停电后从教学区归来的人流象 是电影刚散场。屋子暗处有些响动，可能是躺着人。

我的同屋包括四个东北人，他们的直 爽、健壮、管理才能和广泛的兴趣是我所不能及的。对面上铺是个小个子小眼睛的川哥，常在楼道和水房里吼黑豹唐朝（当他了解到我比他更摇滚，Jane's Addiction比黑豹唐朝更摇滚后，便再不吼了），床头和天花板上贴满Beyond的海报——顺便说一句，他的长相就是黄家驹再世。至于我是北方人还 是南方人，一直都是有争论的。这是因为我填任何表格，籍贯栏里永远是“北京”二字，每次放假回家却要坐三天火车，是全班最长的。 连天花板上都要贴海报，也是为了床上卫生：每天早操音乐响起，三楼上铺的哥们儿乒地跳下床，木制楼板上的白粉便细雨也似撒下来；我的三个哥们儿也乒地跳下 来并加三句操你妈，然后楼下是大音量的《水手》——当时最流行的歌。双层床也是木头的而且将要散架，上铺叠被子时，我在梦中晃晃悠悠，就象海上颠簸的水 手。

漫 步校园的第一天，该水手迷路了。但作为南方山区长大的孩子，我很快摸熟了那沿袭了帝王之气的、横平竖直的路网，然后便去到处乱转，捡了三斤铁钉和一捆木 片，把床加固了一下。鉴于上油漆可能会影响同学们的食欲，我只是在几年里用打口带上的标签去装饰它。现在，244里那张最坚固的床上贴满了条形码，还有 SuperSaver、No Censorship和 Parental Advisory Explicit Lyrics之类的字样，向小同学们说明着，这张床不但躺过院士、老总和团支书，还躺过别的什么人。

关 于打口带，我不想占用篇幅，况且它也不是北京特产，到外地搞这东西的经历也可以略过。话说的是我在床头打制了一对音箱，用的是八寸的扬声器，后来又加上个 十二寸的低音，由四组共二十个大容量蓄电池并联驱动，惨无人道地在244开始死亡和工业之声的轰炸——当发现连Jim Morrison都能让大伙精神分裂后，我的道德也就丧失了衡量标准。更闹心的是，这屋子后来成了打口青年的窝点。 午饭后，就有邻校的青年揣着想出或想换的磁带过来，在同学们午睡时更有长发战靴的大汉如压路机般撞进来，跺得地板忽闪忽闪的。谈心或交易活动总要持续到同 学们下课回来，这时我会为自己还没学会求解拉格朗日极值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而习惯性地心虚一阵。我对面上铺的兄弟会观察一下某大汉的黄发，然后私下问 我，那是染的吗？（注：该大汉因总吃削面营养不良，故头发泛黄。）要是和我促膝谈心的是个老外，还会引起围观……晚上十一点熄灯后，我穿着内裤拖鞋在走廊 上与远道而来的游击战友侃侃而谈，每当身边门里传出叫骂，便挪几步，如此这般直到楼梯口。 到了九四年，聊天室变成了音响实验室。——我们没有“排练”的概念，只是重现着所有巨星少年时代的车库冲动。此种冲动是这样萌芽的：斜对门那位瘦如尺蠖、 象狗般忧郁的全校第一古典吉它高手，每晚结束《恰空舞曲》或《帕格尼尼第二十一随想曲》那自我摧残式的手指操练后，总在尼龙弦上来一�"Hotel California" 的solo，象是清教徒的自慰；我在《巴赫初级练习曲》前再次受挫后，会扯掉白手套，在自己的电子琴上扒一段Van Halen式的傻瓜和弦，或是来段无调性实验，以证明自己的天才。接下来当然是……乐队的组建。

我 对面上铺的兄弟建议该乐队叫“寻人启事”，这很符合我们人手短缺的状况。但他本人到了这人生十字路口时却掉了链子，还是专心学着他妈的有限元，后来又去搞 什么脑壳抗冲击的鸡巴实验研究去了——直至毕业时的最后一次醉酒，他象个哲人似的说，一切都会收场……到了九八年底，他却发表了篇三千字的乐评，又打长途 电话让我买效果器配件。 在进入创造阶段后，我除了继续在北太平庄、语言学院、五道口、图书城和人大东征西讨翻打口之外，还与吉它手一起从大课上公然跳窗逃亡，去中关村和新街口买 电子元件。当244的松香味和夏天的雾气一并散去时，我们研制的带三档均衡的效果器出世了。要是将它和另一只由随身听改装的效果器串上，就会发出划时代的 怪叫，向世人展现那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风貌。但不久后，乐队便暂告解散——并非由于成员不和，而是核心人物去站柜台卖打口带了。

那是在成府路东口的一个五金店里。北京孩子管那儿叫“八门”，意思是我放在门外的一对大音箱能威震八大院校。最初的顾客是些选购好电灯泡和老虎钳的办事员，他们转过来让我推荐些好听的，一块儿开在发票里。根据心情的不同，我会递上Mariah Carey或Metal Blade；但不久，真正的顾客多了，也就没心思理他们。在这儿，我结识的朋友和骗子包括著名乐评人、校园DJ、搞音乐的和下一代打口带贩子。

自 从九三年在校园里又贴海报又摆地摊都没能十块钱卖掉Metallica之后，我就开始四面出击，结识各路豪杰。我至今记得那些俄罗斯和东欧留学生，他们说 他们的祖国比中国还闭塞，每次回国都要给弟弟带去大量打口；和他们一块儿，我听完了 Duran Duran和Depeche Mode的全部专辑，爱上了Ministry和Skinny Puppy，对EN和Laibach心存好感，并学会了rave之类的词儿。记得语言学院的留学生楼象大使馆般难闯，但那是个真正的市场。走廊上弥漫着异 味，不过在那儿你看不见大麻和安全套，老外和他们的门饰一样友好。在关系网已大到极限之后，我开始挨门挨户推销——这是个错误决定，因为很快就有个小鬼子 告了密，让我进了保卫处。

作 为吃教育饭的人，保卫干部用一周时间对我进行了好几次精神摧残——我那篇沉痛恳切的检讨也许还在他们柜子里；他们的唯一善举是归还了所有磁带。相比之下， 警察叔叔所做的不过是在天桥上两头把我堵住，揪住脖领推上警车押到派出所，抽出腰带和鞋带，在冷冰冰的空屋墙脚蹲几个钟头后没收东西完事。在中图门口出现 的执法大队，也就是把我押上车问几句没收东西后把我赶下车，好腾出地儿装前方路口那个卖草莓的；如果我带着学生证并多编几句好话，比如我是校电台的资料员 之类的，他们还会物归原主——那么吵的磁带毕竟没有草莓容易处理。广播电视局的同志则甚至会给你一张“物品暂扣单”，上头有“暂扣打口带x盘，盗版光盘y 张”、“m月n日到音像科领取处理结果”的字样，还有负责人、经办人的签名和公章——顺便说一句，最后一次看到那位科长的签名，是在我的“音像制品邮寄证 明”上；若是没有这玩意儿，我寄往国外的十多盘自制样带就会在海关惹麻烦，虽然不至于被打口，但也许会被销磁——后一种显然更会令收件人捶胸顿足。 关于校电台资料员的说法，并没有错。而且，我可能也算是“校园DJ”。DJ这词儿是我到北京后才学会的。在244的第一夜里，当我偶然发觉随身听上的调频 指示灯破天荒闪动着媚人的红光时，不禁衷心感激大都会的慷慨。对那些这几年在北京上过学的外地青年而言，音乐台在记忆中的地位大约与烤鸭和果脯是一样的。 象《老式汽车》、《零点乐话》和《发烧门诊部》之类的栏目，已将大都市人内心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随想简化为朴素的情欲；而与国际接轨的Easy FM则给女大学生带来秘密进化的快感，就象早年的托福一样散发幽香。

因为 确实想学会拉格朗日极值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的解法——顺便说一句，我在考场上不爱作弊，为这还老骂自己傻逼——我回到了母校。然后，在众DJ（这些人 不时会来要求我推荐些磁带，他们知道看一遍我的收藏要半小时）的勾引下，我也开始泡在那三平米的外语系隔音间里，用另一种方式传播摇滚乐。该电台比传统的 广播站要先进些，它发射电波，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北至地大南达邮大，东西各抵健翔桥和中关村。在这片天空中，我展示着感动与嘲讽、自恋与失恋、 狂躁与悒郁、朋克与嬉皮，歌唱与哭泣，把六十分钟做成命题作文或是意识流。也是在那个隔音间中，我重组了乐队，以唯一的设备——一台双卡录音机，使用手动 拼贴录制了唯一的小样。那位正扛着情感危机准备GRE的吉它手负责吉它、贝司，我担任键盘手、打击乐手、监制、制作总监、制作人、录音师、经纪人、发行人 和企宣；我们晚十点进棚，次日凌晨两点录完了器乐，上午又用五分钟时间设计了自然混响录制了人声。几天后，这个很Do It Ourselves 的作品在电台播出了。

关于这个现在已悄无声息 的组织，我手头保存的除了节目记录的复印件外，还有一斤照片，都是当年活动的情况。比如，那支布鲁斯乐队的演出——该乐队现在已经不玩布鲁斯了；一些民谣 歌手的演出——他们也还是默默无闻；电台成员的欢送宴——他们也不知去向了。还有些活动没留下照片，比如，那个常翻墙进出各大学宣讲摇滚的著名乐评人的讲 座——那次他在熄了灯的阶梯教室中继续滔滔不绝，讲述国内唱片业的黑暗（据《音速青年》报导，他的“烟头一明一灭，烧灼着黑暗”）；另一著名乐评人则挽着 女孩，带领十位《音乐生活报》编辑记者——他们扛着几千份报纸来推销，我碍于情面勉强收下了一百份。第二天，我借了个意见箱在图书馆门口设了个无人售报 点，把报纸卖完了，回款率为95%。记得那期的头条是邓丽君下葬，或邓丽君是国民党间谍。

《音速青年》是当时的电台台刊，出了四期，每期印五百份塞在每个宿舍门缝里。这是我首次介入音乐媒体，至于具体工作，是在缺稿而主编又懒时充当垫底的写 手，以及在机房看主编与打字小姐打情骂俏。补充一点，该主编就是我对面上铺的兄弟，后来我为刊物无疾而终之事在节目中即兴采访他时，他象个局长似的慢慢吐 出几个字：“……还是会恢复的。但是，那要等下一批人出现之后……”

由于保卫处干部和警察叔叔的宽容，我没被学校勒令退学；但为了表明对这一切的态度，不久之后，我便搬出了学院路37号。

清华园火车站

确 切地说，我住在离这车站十米远的平房里。从那家小杂货店的执照上看，这地界属于暂安处，也就是旧时停放死尸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乱葬岗。到了公元一九九五 年，这二十几户人家仍没有门牌号，周围环绕着垃圾堆和臭水沟。到了晚上如果不跳闸的话，所有灯光都是黄惨惨的；无月的夜晚，坑洼的小道让人跌跌撞撞；满月 时，开阔地的大风呜呜吹来，挂着破布的死槐活象个巫婆。东边隔着一片半荒的菜地，是大学的西墙；铁道北上通向五道口和清河；南下可达四道口与西直门；西 望，中关村的高楼在货场后探头探脑——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儿联结着那么多我学习、工作和战斗的地方，联结着我的过去和未来。

那是我最早在京租房的地方，在记忆里已模糊了。去年夏天在一个女歌星的video上又看见了它。火车站是老式的平房，倚着三两株老树，周围又没有特现代的 建筑，挺适合拍民国时的戏。在镜头里，落叶飘零，天空灰暗，伪军在站台上驱赶着逃难的平民；穿长衫旗袍的男女主人公被人流隔挡，依依惜别。看着这些旧画 面，我先是喷饭，然后忽然坠入了真的伤感。
在那段铁轨上，我将无数枚硬币压成了饼。两个硬币叠起来，压出来的常是象个“8”字的不规则形状，要是心形的，就象征着它俩至死不渝的爱情。火车过后找到 那银光灿灿的小饼时，它还是烫乎乎的，但很快就会凉下来，而且变得晦暗。要是车速快，压出的质量会比较好，但会被飞卷出很远，我低头苦找时，会被当作捡破 烂的，或是丢了钱包；而在车站附近车速慢的地段，则会遭到扳道工的呵斥。

夜 晚，当你坐在站台喝啤酒，倒是没人来干涉——夏夜里，有些人就睡在那儿，其中甚至包括夫妇。知春路上楼顶的霓虹与杰克逊迪厅的大火炬在天际交相辉映，整个 城市上空弥漫着稀薄的橙色雾气，在夜幕中溶解，看似一大块烧红的金属的那种幽幽光芒；钢轨延伸向远方，在那儿它们被信号灯镀上透明的红光，这些光在轨道上 流动着，在黑暗中幻入金属那冷冷的蓝色；在近处货场大灯的照射下，又耀出亮银的色泽。在这儿，我见识了至纯的光亮与黑暗，但不知道什么是阴影——也许它们 的不同在于，前两者能装进燕京啤酒瓶，而后者就不行。火车也能装进酒瓶，只要在它呼啸而来时将瓶贴住眼睛，即会看见它象条鳗鱼似的在酒中转了一圈，然后就 游走了。一般说来，玩装火车的游戏和杂货店的关门一样，提醒着自己该回去睡了。

那时 的另一些夜晚，我在校电台做节目感动我自己。当我把一个六十分钟的概念专辑做完，一般是凌晨两点。这时学校的南北门都关了，我只能从东南门出去，绕行学四 路口或知春路回去——这两条对称的路线绘出了一个心形，起点和终点是它的两个尖端。街上远近的红绿灯都闪着黄光，夜行货车洒下一路煤渣。一对男女在车站灯 箱间那狭窄的坐椅上性交。一伙少年在公厕里吸毒。两帮青年在铁道边斗殴，我象地狱天使般飞过去，躲避着赠与的砖块。煤渣在清晨便被扫净了，而血迹则长久不 褪。

有时，我夜归时会带上刚到的新货——那阵我在图书城修理打口带。在那儿，我见过 全城半数的打口青年，见过一天两千块钱的打口流水，并使那儿的音响成为整条街上最噪的。在假日午后，我会对门外蜂拥而过的人流播放The Doors的"people are strange",想象他们是《The Wall》中走向绞肉机的那队丑陋脸孔；傍晚，当那位总叫嚷着跑来跑去的存车大娘也消失在冷清的街口时，我会点支烟，坐在门口的音箱边听震耳欲聋的《In Utero》，数霓虹和灯箱：外文书店……向阳文体用品商店……世同书店……Red Taps……工商银行……麦当劳……。接着，更大的兴趣来了：午夜潜入京城的外地货车在居民区熄火，我们卸下了一万盘打口带，然后是让人心动过速的翻检 ——整件整件的R.E.M.和Stone Temple Pilots固然令人气恼，但随后就会蹦出《Closer》或是全套The Cure之类的尖儿货……

到 了九六年，我的生活有了些变化。终结、变迁或新生，多少与我的这些爱好有关。其间有必然关系吗？这问题我一直没想清，就和我没想清自己做节目和“校园 DJ”这头衔的关系，卖打口和文化传播的关系一样。但要毕业了，也就和那头衔再无瓜葛；后来当上记者，又与文化传播暧昧起来。

搬 出宿舍后，我便很少回校了。记得那年夏天我倒数第二次回校，是坐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八轨调音台前，负责“十大金曲评选揭晓晚会”的音响部分。顺便说一句， 该评选到那年好像是第五届，也是最后一届，几百份选票我一直留着——我在候选名单中加进了Sonic Youth，并使Smashing Pumpkins上了“十大”名单——有校园民谣和《音乐天堂》式英文流行歌的折衷，我的假公济私无伤大雅。话说我坐在调音台前，把“1979”推上去 时，管机器的老先生正和一个老太太在我身后打情骂俏。那儿没有监听耳机和音箱，只能从墙上那狗洞大小的窗口漏进来的嘈杂中判断大厅的情况，或者由一个哥们 儿从大厅飞奔着穿过三道门进来告诉我司仪刚宣布了下首歌是什么，或是司仪觉得低频不足。

最 后一次回校做的懵懂事儿是学位论文答辩——在那次学生时代的告别演说中，我坚决回击了众教授的找碴儿。次日，我的论文《轻型飞机翼梢减阻实验研究》被他们 推举去参加优秀论文评选，而我则径直去报社上班了。我的档案被发往某三线军工科研单位——后来在《Rolling Stone》杂志的译名“The Third Front”才知道“三线”是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父母的大半辈子和我的头十八个动人春秋，都是在那山区的战壕中手握大刀长枪抗击着帝国主义——这种战 斗给我的体验远不如小时候看的电影那么带劲儿，所以我就不爱回去，而且把户口转移证和团组织介绍信都扔到了角落。在我想象中，北京大约是属于“The First Front”，有着最激烈的战斗，包括爱情。

在媒体上搞摇滚 就是一种游击战。在文字主题的战术上要切记：席琳迪翁永远所向披靡，写欧美的带上意识形态气息的就要注意删节，国内摇滚带有法老的诅咒，而写崔健无异于服 毒自尽。在战略上也千万不要轻视敌人：一有风吹草动带着肉啃肉气质的稿件便停止签发，要是大人物发了怒，就要赶快改版为高雅音乐；要是大人物不在了，市场 又有利可图，摇滚又会涂脂抹粉地出来接客——当然，以上种种并不是我说了算；而且，当革命转入低谷时，我还会被派到“假日广场”版去主持“百乐门”、“好 去处”和“大嘴吃四方”等栏目。每当我在美食城调查菜价被当成商业间谍时，就会拔枪似的亮出记者证，威严地喝道：“我是记者！让你们老板出来！”；在家里 昏黄的灯下，则要想象自己在冰瀑上勇敢登攀，在溜冰场上飞速盘旋，在水下鱼儿般畅游——可是我连游泳都不会哩；末了还要以优美的、中肯的、夹叙夹议的、副 带数据分析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那段日子我常写得吐血。此类文章见报时，我直接署上自己的大名，不但是告诉大伙儿我的处境，也向他们表明我的态度。

当 革命陷入经济危机，他们连我的六百块钱工资都发不出时，记者招待会真是个好去处：骑着破车到香格里拉或假日皇冠，总是找不着车棚；走过高尚的红地毯，与首 都新闻工作者济济一堂，领取通稿和红包；如果下月房租已有着落，我就会揣着两百块钱飞奔往那些内向的唱片店，再买半车蜂窝煤。至于那种有吃有玩的“业内” 会议，我只去过一次，被饭桌上那伙名人大便般的言行倒了胃口，连夜从那个放荡的大酒店逃回城里。后来，当改版已成定局时，我便不再去上班了——那是我最后 一次表明我的态度。

当记者的好处是不用坐班。但我还是每天早起，经过火车站大厅的后 窗走向那唯一的公厕。看着那些身背行囊排队买票的人们，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站在厕所污水中的砖块上捏着鼻子排队时，又回到了现实。然后，抱把木吉它罩在 小屋天窗投下的蓝色晨光中聆听大树海潮般的歌唱；窗外偶尔有卖糖葫芦或是收破烂的吆喝穿越寂静，诉说生活的闲适；而不时有高速货车轰轰驰向远方，把床震得 象筛子，告知我生活中更多的事实。

我的男房东是个朴实的人，每晚骑着他的摩托回来吃 完饭，蹲在门边又一次向众房客讲解完他那“京A”牌照的好处后，便与妻子和街坊搓麻到深夜。女房东计划着给考高中的独生女买辆“木兰”，我想那车也有我的 一份功劳。他们不干涉我的大音量，一是因为我在屋里墙上挂满了棉被和床单；二是因为每晚电压低得连音箱都不工作。这儿的固定居民都是本地人，如果不谈房租 的话，都挺和善。要是有人骂街，那一定是巷口的傻子媳妇在墙外发现了排泄物；在她咆哮的同时，她那破棉袄上拴根草绳的丈夫总在门口的垃圾堆里翻找，脸上带 着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这儿租房的人包括外地小商人、民工、补鞋匠、卖肉串的和有了女友的自费大学生。顺便说一句，在那时，打口带是我的妻子，燕京啤酒是我的情妇。曾有一对搞 音乐的江苏青年住在我隔壁。他们白天在迷笛学校上课，晚上在酒吧当招待。他们对我说，他们没学到什么，而且对北京这方面的情况也挺失望，然后就带着我给他 们搞的百十盘打口带回家了。与此同时，房东们在檐下和墙外搭起了一排排猪圈般简陋的违章建筑，租价也节节攀升——感觉好象是正有一火车一火车的外地人在涌 进这个城市。主人们期盼着拆迁，并利用这最后几年，从自己掌握的土地上收获更多的钱。

我们的命运，如果不是选择在帝王的版图上被遗忘或被抹掉，那就是默默地被垃圾和臭水淹没。所以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叫“暂安处”的地方。

 

新兴西巷一号

这是一个大得可以用火车在其中搬家的城市。最后合上那小站故居的矮门，我第一次从那站台踏上列车，飞跨过知春路和北三环，眼前闪过几排栏木外等待的自行车 阵——十分钟后，我拎着全部家当，被来自北方的客流推出了北京北站：远近的高楼和拥堵的立交桥宣告着我已潜入了巨兽的心脏。 穿过西外大街上甩卖不息的衣摊和永远满座的饭馆，我走向百米外的新避难所。

那是个古旧的小院，南边高耸着德宝饭店的背影，东面的天空被隔壁的华侨洲际酒店 遮了一半，西边和北边德宝小区的楼群也合围而来，让我坐在院子里时象只井底之蛙。因为那排北屋里没住别人，我也从报社拂袖而去，所以白日里也就能晒晒太 阳，看看碎瓦中复苏的枯草，和老朽的雕花门楣。高楼挡住了一箭之外那大街的沸腾，只有旁边小学校孩子们的欢笑和最后几棵大树的叹息被习风混合着送来，门外 饭店停车场上也都是些安静的卧车；入夜，楼顶的霓虹则把小院映得象个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在我想象中，那是片沉没了的古大陆。

西屋住着个比这院落还老的女人，在我搬来的当夜，她就来问寒问暖，然后就再无声息了。——后来我知道，她那天是来侦察我的用电状况。但自从另一位老太太搬 进来后，每早六点我都会被她们的对话吵醒——那些不冷不热的关心和含沙射影的较劲儿，堪称伟大的民间艺术。一个象是当过大革命年代的工宣队长或是革委会宣 传部长，那套出口成章的驳论和样板戏的激情，常令前来拜访的街道骨干悲愤地落荒而逃——收一块钱清洁费简直是虎口拔牙嘛！另一个则总在气短之时爆几句粗 口，然后便摔门而出，去酒店后头寻觅废物了——要是我上午兴冲冲地出门，撞见她白发披散，气喘吁吁慌里慌张地拖进半根圆木，肩下还夹着几块废纸板时，总是 于心不忍上前相助。然后，她跟着我直嚷：“好孩子！好孩子！别弄脏衣服！没人给你洗！”。而在另一位老太太的指挥下，我把院里铺上了砖，并腰疼了一礼拜。 另一项公益劳动是修理那只四十年代的日本电表。修理方法只有一个：拍打。只有这时，她们才会同时出现但不斗嘴，而且那眼神让我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每拍一 下，我屋里准备好的音响便爆出几小节轰鸣——只有这时，摇滚乐在她们听来才是天籁之音：Johnny Rotten 宛若金鸡报晓，而Paradise Lost干脆就是喜庆锣鼓。要是我突然口眼歪斜、混身颤抖，其中一位便会箭步上前，一脚踹掉凳子；若是我还粘在空中，另一位便会一拐棍拦腰把我扫下来—— 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会象半袋土豆似的跌落尘埃，并且又会腰疼一礼拜。

那 两幢九十年代从昔日贫民窟和煤厂旧址上耸起的酒店，正蚕食这方最后的遗迹。隔壁的一小条空地也被他们利用起来，修了个台球厅。常有辆奔驰把院门当成了临时 车位——在他们看来，这儿不象是住人的地方；每当我把那没有挡泥板的自行车抬过这些车辆时，容易感到悲伤；而在门边迎接访客时，则会得意洋洋。附近甚至干 净得没有垃圾堆，而若问老太太的话，又会被那一块钱的分配问题缠住，所以我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把垃圾袋扔到西外大街边上去——这不能怪我，而且那时每家店铺 门外都有一小座垃圾山；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仓皇四顾，感觉象是扔了颗人头。其实，袋里只是一些方便面袋和废稿纸，它们的主人是一个方便面青年兼自由撰稿 人——这两种人都堪称与世无争的模范良民。

在那些酷热的黄昏，当地板下透出的最后一 丝凉意泯灭了，电网也被超载的空调拖垮后，我会带上随身听去那个总有冷气的仓储超市避暑。post punk带来蓝色凉雾，伴着我在货架间蜘蛛般的舞步。拿起红酒或火腿吟出条形码的诗意，斜一眼身边时髦的短裙；很快，就会有穿制服的同志盯上我——当该同 志最后忍无可忍径直扑来，我就会在妇女用品区里虚晃一枪，快步走向方便面区，每种抓起一包后从容踱向收款台，神情安详。

超市门外的热浪总把我推个跟头。爬起来后，走向华天饮食门口的报摊，从《音乐生活报》头版了解一下最近又有什么精彩的讼事和丑闻、令人潸然泪下的不幸与爱 心，然后买份《北京青年报》——那上头也有图兰朵和指挥大师，但我只是在咽方便面时关心一下电脑、汽车和家居……报摊边是些地摊，卖着手机套、小白兔、自 制鞋垫和劣质口红；当某辆小面包企图拐过来却被堵在电车后头时，卖水果和卖羊肉串的已经推车钻进了黑豹音像后头的菜市场——因为小面包后头跟着辆130， 上头装着另一些三轮车和烤箱。下岗工人和退休老人没经验，所以遭偷袭之后，前者会目光呆滞长久伫立，后者则苦笑着互相安慰；与此同时，避进百货商场的外地 女人看到一切落幕，便走向家电组，掀开全自动洗衣机，取出她的货物，再战江湖。

有时，路北的高雅地界也有戏剧场面，而且充满青春气息和无政府主义。总有三两个驾车的年轻新贵为磕碰或车位而吵起来，然后，手提电话被当作板砖磕在脑壳 上，而从皮包拍击胸背的威力分析，那里头是台便携式电脑；穿西服和皮鞋的人体能跳出如此刚劲热烈的舞蹈，堪称绝妙的广告。女人们没有尖叫：她们从容不迫地 拨通无数号码。一分钟后，男人们出现在写字楼 、美食城和台球厅的门口，呼啸而来，拣着陌生的脸就踹。对面电车里探出了一排脸孔，空驶的面的司机慢下了车速，林肯车则径直泊在路边，黑社会头子点燃雪茄 凝神观瞧……通天的车龙喇叭齐鸣，和广场绚烂的灯光一起妆点这出好戏；只有那个翻拣垃圾箱的家伙无动于衷，很是煞风景。

再 晚些，空调大吧带来了住宿的外国游客。这群毛发浓密的花蝴蝶饿着肚子向举小旗的导游比比划划，抱怨着交通堵塞。海鲜酒楼门口卖花的小女孩只挑有绅士陪伴的 淑女举起玫瑰，自然推销成功；此时，百货商场哗哗地放下卷帘门，郭林家常菜的食客正满面红光……十点，小女孩轻跑着消失在某条小巷暗处，停车场边伫立着几 位拎购物袋的女郎——她们每天都在这儿等不同的男人。末班电车开走好久后，空气中仍弥漫着烤肉的烟雾，在不同高度分别呈现橙色、绿色、红色和蓝色。蹲在路 边的大多是三十出头的男人，就着啤酒和肉串讨论国家大事。巷口闪动着一台黑白电视，那是杂货店老板在乘凉，并准备为深夜酒兴大发的人们提供方便。

这 条大街彻夜车辆不息，没法让人坐在电车站对面想象欲望号街车；而且它太明亮，让我没法感伤。唱着《马路天使》踱到动物园 ，看那幅动物分布图，想到那些穿着皮毛的家伙憋在湿热的笼子里该有多难受啊，就会哈哈大笑。这时凉风习习，霓虹也清晰起来。东边的西直门立交桥是另一个去 处，我在那儿拍过一些夜景的照片：象个平衡木运动员般站在桥底层的隔离墩上，或是象个杂技演员般在桥顶用脚勾住护栏身体悬空，把身体当三脚架，使用超长曝 光。要是我挺住了纹丝不动，拍出的车流是几条平行的亮线，点缀些街灯的亮点，象是五线谱，记录着城市的歌唱；要是我晃了一下，它们就在照片上划出几道弧 线，那是城市的签名。 午夜带着些醉意走在德宝饭店边那条回家小道上，一旁是有着雕花护栏的绿化带，植物间竖的矮灯象是一排蜡烛；正前方是金碧辉煌的华侨洲际酒店，每块玻璃都闪 着五彩的光，象教堂大窗上的彩色拼贴画。当我正要步入这教堂参加婚礼时，发现门口等着的不是神父，而是一个穿制服拍着警棍的人——我醒过来，向左拐进小 院，摸过一片粉雾，倒在我那热气还未散尽的青灰色洞中沉沉睡去，梦里浮出些绚烂的碎片。

 

东塔楼8010

在 二十米高空做梦，是大城市中猿猴后裔们乡愁的再现。从八楼那扇属于我的北窗望去，倒是有不少树木---那是财经大学的校园;东边有个水果批发市场，小贩们 每早从那儿蹬板车奔赴全市，去满足百万猿猴后裔们在饮食上的乡愁，还有个飞机总装厂房大小的百货批发城，晃悠着几个大气球挑逗他们的玩性。楼东南则不时飘 来马戏团开演般的广播声：“火车就要开过来了，请您在栏木外等候……”

四道口这一带 没有太多建筑，附近也只有一些冷清的事业单位，几家小饭馆、微型超市和一间只有一个职员的邮电所。起先每天黄昏路边曾有不少农民卖菜，我也见过那个曾在西 外大街上爬行的女丐---她推一辆堆着水桶和破布的婴儿车，在菜担边匍匐前进，身边跟着她学步的幼子……“两会”的召开使市场被取缔，她也就爬到别的地方 去了。

塔楼下有一对摆摊的夫妇，风吹日晒使他们看似母子。他们住在地下室里，白日里 在墙角摆上几箱啤酒，鸡蛋和酱油，小桌上放些花生米、榨菜和碘盐。既然大大方便了住户，也就得到了居委会的默许。每个人在掏钱之前跟他们都特亲密，但当风 暴杀来之时，并没有什么人帮忙遮挡和抢运。冬天里，他们的手和道口边修车的大爷一样，象烤白薯。

开 电梯的女工有两个，其中一个见我就两眼放光，用小棍一戳八号钮，然后就开始欣赏我的头发，皮衣上缀的零碎，手镯和裤子上的窟窿——每当看到这漂亮女孩坐在 那小铁皮屋的高脚凳上拿着小棍饶有兴趣地等着我时，我就感觉自己是头走向驯兽女郎的大猩猩。另一个女孩总埋头看那种在火车上流行的杂志，你永远也没法判断 她的长相；每晚九点后还会有个电工装扮的男子用身体把她挡住，让电梯里拥挤不堪——在哪种情况下都是我自己操作。所有这些都无法使我对她形成好感，于是每 当大猩猩直立着仰脖从一数到八时，后脑勺总在对驯兽女郎说：“是的，我是你的王子。”

我 的两个同屋的大学生和我一样一表人才，只是其中一个总在刻苦学习，晚自习回来后只唱几句老掉牙的港歌便睡得像死猪；另一个则已有了公主，周末迎来过家庭生 活，并且占据灶具让我饿肚子——顺便说一句，感谢管道煤气，让我顺利地由方便面青年降组为挂面青年，并且过节时也能来包速冻饺子了。当我搬进8010，并 修好了卫生间的电灯和淋浴后，他们便大洗特洗，招来了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贴在大门上，鲁迅和红卫兵的理性与激情被毛笔挥洒而出——7010的这位老教授每日都闻鸡起舞，然后一身短打扮仗着剑去买油条；要是楼上脚重了， 他会使劲敲打天花板，为此我在地上铺了层毡子，以免被宝剑戳着屁股。两天后他撸着袖子出现在门口，拿着自带的盆和我一起掏卫生间的积水，边干边和颜悦色地 关心我的生活——在这位教育工作者面前，我成了中科院A所的研究生，并在B公司兼职打工。我当然不能说自己是三无人员。

鉴于卫生间的水已经能从十三楼一直漏到一楼，也许还有那棵文武双全不老松的另一张最后通牒，修理工很快出现了。他用大锤捣毁卫生间的防水层，声震全楼；他 的小儿子则欢乐地踢脱鞋子，在我的毡子和地铺上又滚又爬，然后又把散放的磁带归置进盒子，每找到一盘就会绽放一次天真的笑，抒发自己了不起的成就感。作为 修理工的后代，他很快就会发现那个打口；而且，他只是瞪大了眼指给我看：“磁带坏了！”。欧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和我妈就没有这种修理工的美德，他们总是没完 没了地问：“为什么？为什么？！”面对孩子，解释意识形态渗透说，洋垃圾说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库存调节说都很艰巨，所以 我只是漫不经心地对他说：“要是呆会儿你爸又忘了修我这扇窗子，它早晚会被八层楼上的大风撕下来，翻着跟头掉下去，把楼下那辆桑塔那打上口。”

关于坠下八楼的妄想，主角其实是我自己。窗对面是一棵大树的树梢，我总是在白日梦中从走廊助跑，马戏团小丑般穿出窗口，抓住那在微风中翩然的树梢…… 但每次都没成功，磕磕碰碰地在枝叶间跌落，全无夕日祖先的风度 ；末了，还要在自行车棚上砸出个人字形的大洞。然后，车棚对面电梯值班室里会有女孩哭着跑出来——我没法预知她是谁，但看到我那么快就从八楼下到一楼，她总该为自己的失职而内疚吧。

大多数时候我静静地坐在地板上，这时 窗外只是一片湛蓝，土黄或是青灰的纯净天色。那两扇朽坏的窗封闭久了，我就会恍惚觉得自己身处一艘深海潜艇之中，怕一开窗就会被涌进的水压成扁扁的热带 鱼。按那位姓王的老作家的说法，水流象征时光，比喻着生活和历史的延伸；那位姓王的中年作家则想象自己躺在水底，看浮木和玻璃瓶从头顶漂过；而在 《Disintergration》的封面上，那位姓史密斯的后朋客则在水下与那些花瓣的颓靡光影相伴……而在那个夏天，我的窗外是深不可测的、空气般无 形、冰一样纯净的静水，凝视久了会让人心虚。

那个夏天我并不是无所事事。我研习摇滚乐，在膝上完成了十几万字的笔记，并且差点儿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屋子里没有家具，空中连雌鸟都没有，所以也就用不 着窗帘；墙壁雪白，只是东墙上有条难看的电线垂下来，我只好用线和夹子把它改装成一根可以升降的旗帜——挂的不是关公和毛泽东，而是画报上撕下来的乐队照 片。每早屋里泛起蓝光时，我会放支他们的青春之歌，庄严地升旗；当最后一抹晚霞在他们脸上暗淡，我会放支忧伤的unplugged，降旗。

夜里醒来，附近建筑工地的大灯把窗玻璃的波纹投到墙上，和摇曳的树影一起强化着我身处水下的幻象。那工地还有着高耸的塔吊和货梯，传来空旷的噪音，象是座 宇航发射架。我静卧在地上，看着黑暗中的书堆和磁带条儿，觉得自己正身处凡尔纳的那颗月球炮弹里，准备着承受发射时巨大的重力过载——这也很让人心虚。

冬天的朔风吹尽了雾气和树叶，窗外满眼是裸露出的水泥建筑，恢复了城市本色；而且，还能看见专利局大楼，当代商城和知春路上的新建筑群——在它们后面，是 我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眼前那棵大树露出了一副凶蛮的面目，如果还想跳上去的话，会象一块烤肉似的被扎穿；而空中飞过的最后几群飞鸟和狂风献上的塑 料袋，也扰乱了那片静水，把人带回现实，更让人心虚的现实。夜晚，裸露出的灯火象是一个繁荣的宇航中心，那座发射架也又高了十几层；窗外风声呼啸，而我还 是没有飞起来。飞升和坠落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自己的体重把自己压垮。

 

复兴庄8楼7单元501

在北京的心脏呆久了，你会觉得通县就像世界的边缘——静得怕人。我就住在这卫星城的郊区。在那个冬天的大多数日子，北风呼啸着荡涤清冷的街道；艳阳天下，也只有几个闲汉在打台球。虽然窗外是广漠的农田和苍茫的地平线，但也无鸡犬相闻。 火车声仍在催逼着游离的心，每隔一刻钟更有喷气机掠过头顶 ，一次次倾刻间摧毁那疯长的短命死寂。

那 些巨型客机，银色的身躯映着夕阳，低低飘过湛蓝的天，航空公司的徽记和放下的起落架清晰可辨；他们就这样日夜轰然着跨洲越洋而来，抚育我曾经失落的飞翔幻 想，并助长了更狂的漂泊欲望。 “飞掠无垠的亚细亚/跋涉于中国大地/如果你在卫星城驻留/你将无所作为……”英国之病并未阻止我伏在废纸箱上完成那十多万字的书稿，并在报上继续抒情。 每天上午十点那串欢笑的小学生跑过小区后，我在这空寂的三居室中像个鬼魂---面对令人昏昏欲睡的南窗斜阳，地铺永远冰凉，所有家用电器的沉默证明着时间 的停滞，而我却要操练激情并且押韵，直至下午四点——去那个冷清的市场买菜，为大伙做饭的时候。

那 是我的两个高中同学，分别在外企和国企当会计和助理工程师，各自怀揣没户口和即将下岗的心事，以及外乡青年的 莫名伤感。不过，那些焦虑总被油辣椒和折耳根的味道冲淡，被各种party的狂欢遣散——前者由亲朋们用飞机和火车成箱运来，后者则是单身汉们的大屋理应 肩负的光荣任务——在节假日或生日，人们在下班放学后，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出发，换了无数次车后齐聚于此，让烛光照亮他们脸上的纯真。女孩们交流着艰辛的平 房岁月和最新的购物打折，男孩们讨论着明天的招聘会；当酒精麻醉了矜持，女孩会唱起圣歌，而敞开心扉的激动会令不吸烟的男孩也点上一支。人们在黑暗中起 舞，我拿着相机，看窗外地平线上浮现又一闪光的银色精灵。在临时男女生宿舍熄灯后，还有人在为生活而酗酒，为失恋而呕吐。几个小时后，所有人都会从地上爬 起来，伸展筋骨，竖起衣领，各自上路。

每隔几天我会像个农民一样进一次城，去送稿子 和取信。322路疾驶在京通快速路，像一条二十吨的重型鱼雷射向灰色海洋上的那艘巨型航母。该敌舰竖着无数大烟囱，吐出的白烟在冬天的烈日狂风打扮下壮丽 无比，然后瞬间溶解于蔚蓝之中；它有着无数条跑道，上头是无数架首尾相接、像蛆一样蠕动的、吼叫着却飞不起来的喷气机；在这些跑道边，有一种叫“树”的干 枯的生灵，在冬天来临之前，他们便已被废气毒杀……当我的鱼雷也在大望桥上变成蛆时，我便遥望国贸桥边的的巨厦群，想象自己正乘飞毯飘临荒漠中的都市；当 下车走向那片宫殿时，我又有了荆轲之心，只不过怀里揣的是稿子而非匕首与宝图。在那些高楼下，我总是仰起头，希望看见那千百片闪耀的玻璃中，能有一片悄然 开启，有一个脑袋探出来注视象个蚂蚁似的我，或是望向远方的原野——我曾在北京的一千幢大楼下驻足仰头，结果都很让人失望，而且还常被以为是在流鼻血。 每次入夜时，独行在建外大街的那片空中花园笼罩下，那灿烂总让我忘了自己还没吃饭。车在高架桥上加速，前方和左右是辽远的星空，身后拖出一路橙黄的光，末 端是那片依依不舍的灿烂。当我心情沮丧时，就想象自己是从那颗爆炸了的星球逃脱的唯一幸存者，然后就会十分舒畅；心情平和时，322路是那场灾变的一块碎 片——于是我便会望向前方，并且打量自己的难友们，兴致勃勃地开始关于星际流浪的狂想；想要打击趾高气扬的情绪时，322路是被抛向外太空的死囚舱，这跨 世纪的飞行将是未来世界的极刑——即便那团地狱之火已在天际暗淡下去时，我仍会手心冒汗，因为故宫里的元首可能会改判我个无期徒刑，用引力把我变成北京的 卫星，让我永远围着它转下去——忽然，通县收费站的灯光照亮了我绝望的脸---这颗收容我的小行星上没有酒吧和专卖店，但有我的晚饭和床。

永泰东里3号楼4门102

根据我的预言，在房租的逼迫下，我会向城外节节退却，直至某一天和皇上的坟头隔窗相望。在一九九八年，我且战且退，到了清河。但这一年，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生活在别处啊。

关 于我要出国的传闻,是真的。至于原因，BBS上并没有说清。其实，他们只要多留心，就会搜到一箩筐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我对这儿的音乐前景彻底绝望，愤然 拂袖而去，眼不见心不烦；第二种说法是，我又重拾少年梦想，想念个美国的工程博士然后到西雅图加入波音公司，在五十岁上驾着自己设计的飞机衣锦还乡；第三 种说法是，我会怀揣样带和利刃闯进波音隔壁的Sub Pop大楼，用我国地下精英那种九十分钟的四海牌毁掉Bruce和Poneman二老总的卡座，然后当上他们的驻京办主任；第四种说法是，我会在Sub Pop隔壁的英特尔总部领取六位数年俸，并在五十岁上把Intel Inside贴遍全球的抽水马桶；第五种说法是，美国遍地是便宜的直销版唱片和打折俱乐部，能治愈我对打口、销磁和扎眼儿的痛心疾首，并让那帮牛逼哄哄的 收藏家靠边站；第六种说法是，我在那次“二渠道”供货会上受到了全国书商的刺激——摇滚乐在他们看来就是个没有胸部的妓女，于是决意去挣十万美金来拍在他 们面前并竖起中指，把我那发了霉的史稿出成大十六开布面精装，赠给全国的希望小学；第七种说法是，我要浪迹于那些inner city学几年俚语后，在《Rolling Stone》开个专栏，说说《中国火》、《摩登天空》和《非常摇滚》的第N张拼盘；第八种说法则认为这只是游击战士的战略转移——当新大陆四十八个州的路 牌从头顶划过，消失在我那辆绿色Volkswagon的后视镜中，我会去拾起红卫兵那占领伦敦，攻陷巴黎的大旗，五十岁时再度出现在祁连山北，大漠之南的 丝路之上，裹在破布片里匍匐前进，遥望长安……

然而在1998年，我正襟危坐在中关村那著名的新东方教室里，聆听老师夹着京味幽默的GRE战术。身边是挖着鼻孔摁快译通的名校天才、开私车来的小贵族和想辞职的助理工程师。在这种最Do It Myself的人生路上，理想主义者和投机分子肩并着肩，想冒险的和想安逸的殊途同归，并且在梦中齐诵那新时期红宝书上的六千单词，扑扇着小翅膀飞跃太平洋。

为此，我又半年多没去翻打口了，乐评前辈也打来电话：“怎么见不着你的名字了？”虽然你能在托福和GRE的全真题里找到Talking Heads、John Coltrane和William Burroughs，但只有在放学路上才能获得四十分钟的听觉乐趣。

双 清路连着清华和清河，连着我的教室和卧室。它算是京城最偏僻的街道了，但还常交通堵塞；路边有市政大队和中科院的生态什么所，但还是脏乱不堪。路边有骨灰 堂，有尸体专运店，有十多家大酒楼、洗浴中心和娱乐城，为远道而来的人们提供多种服务——入夜，一街的霓虹与黑暗合谋，埋葬了所有肮脏，幻化出一条大道通 向天堂。 每个傍晚，我学完intransigent的第十五个同义词后，便去我的吉它手那儿，用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向第一百个美国教授推销自己。我一出现，那个学 超导的北大研究生就被迫关掉电脑上的MIDI窗口，到一边的氩气钢瓶后拽出他的那把Stratocaster,让失真的轰鸣灌满那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搞得 我每次都要胆战心惊地问他是不是该把气窗也关上（他那哈佛大学的表格早已寄出，所以闲来无事，并开始向法律系主任的爱女传授古典吉它）。然后，我在双清路 上飞车在冬夜里骑回家去，穿过车祸现场、抢劫现场和群殴现场，在弥漫着甲三流感和四级污染的大气中，身披霓虹落荒而逃。双清路的末端是一百米黑暗和荒凉， 这在这儿望向豁然开阔的前方，京昌高速路的柔和曲线横卧在眼前，点点橙光映着雪野和蒙蒙天底，一片庄严肃穆。在黑暗中，我是安全的。

穿 过清河南桥是途上最后的鬼门关：高速路的辅路上，一队队超载的大货车吐着浓烈的黑烟，野猪般低吼着向城里推进；那些出城的空车司机个个是一级方程式好手， 互相追逐着抒解北京交警埋下的怨气；小卧车则象些长着轮子的兔子穿插逃窜，很让人疑心它们是刚偷来的。在这条繁华的大道边，四顾良久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未来世界的景象，恐怕就是这样。

白天，清河桥附近总在拥堵，让人无法想象这儿已是北 京的五环路外。不过，既然又要申办奥运，情况总会好的——南桥下的那些杂物堆，就因为是作为上次国际马拉松赛的折返点，才被一夜间清掉的。清河镇再往北， 便是真正的大片农田，田里竖着如林的高压线塔，和高速路并行，象是城市的静脉和动脉。

清 河是一条西边流过来的河，泛着泡沫，夏天还散出营养的气息。河底想必淤着圆明园未烧尽的雕梁画栋，也许还有太监的遗骸。镇上还没有这些文明的情趣，也没有 迪厅和网吧，但不时会有个艺术团支起大篷，美女和毒蛇在里头表演。春天，百货商场门边有两台机器，分别是小马和吉普车的模样，总有两个孩子欢笑着在上头颠 簸，而家长则在一边为这欢笑支付两块钱。唱片店里除了盗版的重金属VCD外，角落里竟也有Sonic Factory的出品——那是住在永泰西里的地下艺人拿来的。唯一的大街上，根本就没有交通规则，司机看到个熟人便停下聊几句，或是开着车门在地摊边挑 拣。这儿的地摊从没被抄绝过，除了交通不畅的原因外，也因为那辆依维柯的高顶上写着“城管监察”四个如斗大字，百米之外清晰可读。既然如此，也就没必要跟 辆130——同志们甚至从没下过车。顺便说一句，地摊上的东西还行，我那二十块钱的仔裤，十五块钱的、背上有个大号彪马商标的风衣和五块钱的木艺相框都没 什么问题。

永 泰小区位于镇东，离高速路有一公里。虽然附近是法医中心和看守所，每十分钟便有警车呼啸着进来，但那条唯一的车道并没有人修，晚上一片漆黑。夏天暴雨后其 中一段的积水总有半米深，车象巡洋舰般在里头破浪前进；冬天路上的冰化了又冻，混着沙土结成月面般的地形，自行车在上面常跳扭摆舞，另一地段则光可鉴人， 在那儿我总是连人带车跳霹雳舞。小区的干道倒是挺棒：长三百米宽三十米，足够我毕业论文中的那种“蜜蜂三号”超轻型飞机起降了。联结东里和西里的十字路口 边，总有几辆私家小面和机动三轮车在等待乘客——后者有红色的车厢，是清河重要的交通工具。还有个报摊，我在旁边冷清的利客隆超市买了挂面后，偶尔在那儿 买份比砖头还厚的《精品购物指南》。他们大多是下岗职工，而且都属无照经营。

要是晚上看守所跑了犯人，所有进出小区的车辆都要接受武警的检查——手电光在你脸上晃几晃。有天晚上我睡梦中感到又有手电光在我脸上晃几晃，才知道犯人跑 到了我屋里。我大喝一声我操你妈逼，跳起来抽出折叠台灯（这是我手边唯一的铁家伙）就向卧室门口的黑影扑去，五秒钟后我乒地撞在厨房门上——这俩毛贼把它 反插上，让我眼看着他们跳下撬开的窗逃了。天亮后，我从那扇窗爬进来拔了插销，并发现该事件带来的损失是一把菜刀——我一直在想，要是当时知道他们握着我 的菜刀向我摸过来的话，我是不是还有心情说我操你妈逼。但没死在梦里总是万幸。中午，战战兢兢的房东便叫人来装防盗铁栅。

小区里的很多楼空无一人，晚上又没路灯，自然是罪犯的天堂。六月底房改政策一变，对面那幢黑楼就开始有电钻和电焊的声光，到了十月已是此起彼落。绿地里也 遍布塑料袋，在寒风中如波涛滚滚，几株枯枝挂上了，如旗帜猎猎的舰船乘风破浪。在枯枝败叶下的泥土里，睡着我的小白兔和小黑兔，在春末，它们吃了没洗的菜 叶，死去了。屋里有两盆可爱的花儿，是我在生日时种下的。屋里太暗，我便彻夜用床头灯照着她们；患了流感生命垂危时，就把她们安顿在卫生间里，那儿明亮、 温暖而潮湿。雪后的假日，孩子们在富康和捷达间堆起雪人，初到北方打工的青年在情人的相机前兴高采烈。我的门洞边有一行歪歪扭扭的赭色字句：“哪位女士谁 得口红？”孩子们写完这招领启事，也就耗尽了失物。它可能是我楼上住的女孩丢的。她们好象只在夜晚工作。 另一则启事是悬赏万元寻找爱犬，贴遍了小区的每个角落。当我站在路口边，掏出笔正欲记下那对贵族夫妇的手机号时，发现众位司机、卖报的、卖水果的、从永泰 小学接了孩子的老人和出门遛狗的少妇都注视着我，让我成了某件行为艺术品的一部份。

如今，那些黄色纸片想必已全被风撕去，而那只身长五十五公分、长着小黑眼睛和菊花尾巴的小狐狸犬或许仍在那城乡结合部浪荡。它不知道，有人在彻夜悲伤饮食 不安地思念它，有人在为了赏金而四处搜寻它，二楼阳台上高贵的雌犬正暗恋着它，野狗和车轮在未知的黑暗中等着它，而寒冷和饥饿的宿命会在每夜如期袭来；它 忘记了企宣与责编，也不知道失恋和拒签；它毛发肮脏，身体带伤；它在艳阳天下自由奔跑，追逐着超市门外的一个空塑料袋。它决意耗尽生命去书写自己的招领启 事。

万寿路
（尾声）

老同学们住的那栋楼离地铁口只相距百米，而且我离京回家前只在那儿住了两天，所以在没骑自行车——在搬完家后，我把它安顿在了清河的车棚里。也许过几个月，我那相伴多年的老马就会被当成无主车扔上卡车，象面的一样回炉。那么，我在这城市的游荡也快结束了？ 两盆花儿在搬家时被压弯了，令人心急如焚。我用老同学的铅笔和飞镖把她们的苗条腰肢轻轻固定，并用台灯彻夜照明。第二天，她们就好多了。当晚，我用纸箱装着她们步行去五棵松的一个部队大院，把她们托给一位老人照料。

那 条路上没有高大灿烂的路灯，车道上空有一个个飞碟般的灯罩撒下橙黄的光泽，光下是大便般不畅的下班车流，在这条通天大道上形成一条光的河流。大道边高楼上 的灯箱一路排过去，象是悬在夜空中的另两条光河。人行道上黑暗而空无一人，也没有一家商店，一路的墙上只有车灯投过来的怪异树影——未来世界的景象，应该 就是这样的。我抱着花儿，在这景象中走着。我的情人是如此沉重，我不得不用腹部顶住箱子，把它靠在胸前用将要抽筋的双臂搂住，跌跌撞撞地前进——这使我看 起来象是台推土机；而且，该推土机还呼哧呼哧地喷着白气——我把热气都呼在花儿上，以免她们裸露在北京最冷的冬天里冻僵。那位老人独自在家，他向我和颜悦 色地讲述了一些最近炒股的情况。他说，他对钓鱼、书画和打牌的兴趣都不大，只对经济有爱好。

白天，我乘地铁去木樨地，地铁的通道里、站台上和车厢里全是广告。然后乘320路小巴从木樨地到中关村。午后的阳光从紧闭的窗外射进来，让人昏昏欲睡。每 个车站上都有大幅灯箱广告。白颐路两旁的大树在两年前就被砍光了，从北图到北大都裸露着，一路的楼顶也都是广告。街上风大，并没有什么人，很象是到了未 来。中关村的电子市场里倒是拥挤不堪，每个人在我贴近他或她时就会斜我一眼，并把包往胸前挪挪；这时，我会用眼神说一句操你妈。我穿着褪色的上衣、破洞的 脏裤子和沾满灰土的劳保皮鞋，在打着手机的人群中钻来钻去，挑了台调制解调器，计划回南方后向美国的教授们发起又一轮Chinese Invasion。

最后一晚，在开往西客站的夏利车上，出租司机兴奋地描 述一场在白天目睹的车祸：“连刹车线都有二十米！”然后我就想象着那辆三菱跑车推着那辆三轮板车尖叫着冲出去，空酒瓶、易拉罐和废纸箱满天飞扬，挡风玻璃 突然一片白，然后就被吹掉了……出租在站前的弯道向上攀升时，城市在眼前旋转，而且变得开阔。人们在大厅里的计时器前合影，背景是巨型指示牌，上面显示着 即将开往不同方向的车次。这些人都将离开，但在这一刻，他们只能选择一个方向。

列车出站后忽然想起，我还从没去过故宫博物院和嚎叫酒吧。向窗外望去，那些并排的铁轨在远近的灯火中流光溢彩，让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把横卧在大地上的、硕大 无朋的吉它上沿指板滑行。“密西西比三角洲/象把民谣吉它般闪耀/我溯流而上/一路前行/穿过内战的摇篮/我要去往那圣地……”——Paul Simon唱的是我将要去的下一站；此刻，列车在这排琴弦上滑行、加速，车厢的连接处、铁轨的每个接头和道岔都在奏出一串串riff和solo，音色象把 无失真电吉它——这又会让我想起与我同一天生日的Mark Knopfler，唱起他最好的歌：“巨轮继续旋转/霓虹高高燃烧/我仍傲然于世/随我来吧姑娘/在爱的隧道悄然飞驰……”

（完) (写于1999 1.2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