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零地：进步与毁灭

归零地：进步与毁灭^[1]

[法]保罗•维利里奥

白轻 译

“‘这就是进步’，汤姆•斯莫尔威斯先生说，‘它继续着。’‘你很难想象它会继续’，汤姆•斯莫尔威斯先生又说。”[2]乔治•威尔斯笔下主人公的话已过去了一百年，如今，人们的确怀疑它如何还能继续。

进步，符合利益驱动的进步，最终似乎已可归结为一种针对成人的机器玩具之拥有者的剧增，在这些机器玩具的帮助下，成人可以做他们儿时被禁止的事——被他们的体型、肌肉的缺乏、智力或性的局限，同样还有父母的权威，社会生活、文化或宗教的法则与戒律所禁止的事。

技术变革强加给我们的几乎一切东西，都会在这种取消禁令的名义下得到实施，对每一个人而言，禁令把他们带回了曾经的儿童时代。

对进步的狂热，一个为巨人症困扰的危险的侏儒团伙，将抱有一种科学上天真的世界概念，即在这个世界内，乐观主义会是一种隐蔽的虚无主义，增长会是一种否定的增长——满足于婴儿顽固的重复性拒绝。[3]

 

如果，根据弗朗西斯•拉斯拜尔（Francois Raspail）[4]及其他许多人的说法，“科学是未来的唯一宗教”，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科学的原教旨主义也具有沉重的宗派负担，充满了诺斯替教的残余，围绕着一种对物质的间歇性仇恨而被组织起来：所谓的肉体的禁欲——人类身体，以及更一般的，生活世界之身体的禁欲。

从十五世纪的透视法（perspectiva）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其首都名为亚马乌罗提城，其河名为阿尼德罗河，城中居住着叫乌托邦人[5]），以及笛卡尔的“白板”（tabula rasa）[6]或民族学家勒鲁瓦-古尔汉（Leroi Gourhan）[7]所谓的“走向更大之抽象的进步之冲击”，技术-科学的想象已经围绕着消失的概念自我结构了近六百年——对世界进行去蔽的不变律令的消失，生活世界之实体的消失。

那么，技术-科学的唯我主义，就只能被视为一种仇恨的载体，它被提升为生态圈的宿命，而生态圈遭受的罪行也将如其所是地向我们呈现出来。[8]

正如刑讯预示着被判处者行将被置于死地，十六世纪的偶像破坏也拉开了一系列历史毁灭的序幕——文化、法律、人种、距离的毁灭，人性时间本身的毁灭……

至于达尔文式进步的进化论幻想，它是一个体系的意识形态暴力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盛行的不只是力量，而是最强大的疯狂。[9]

1933年，托洛茨基（Trotsky）宣称：“一切种族的与众不同的特点都在内燃机面前隐退，更不用说机关枪了”；六十年后，汉斯•莫拉维茨（Hans Moravec）[10]这样的进步主义理论家完全有理由认为，由于新近获得的机器人技术和纳米技术，“生物的人将被排挤出存在”，[11]因为“生物物种面对更高级的竞争者几乎难以幸存”。[12]

在这种——超自然科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悲剧之终点，维克多•雨果所谓的进步的“以此代彼”将终结于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新一代智能机器：长久以来充当我们玩具的机器，如今要来玩弄我们了。

这便是得到了极大预示的、新的生命伦理思想的自主性，而我们声名显赫的专家将有职责让人类种族，带着应有的焦虑，为其不可避免的消失做好准备。

一种最终的放弃令人哀伤地想起了《锁链末端的心灵》（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乔治•威尔斯临死前的遗作，写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不久。这位著名的科幻小说家感到，科学已经领先日常思想一百年，而这是一道将继续扩大的裂痕：“我们进入了迄今为止不可化约的新奇性的刺眼的光芒当中。越是努力，就越难以理解。分析越是紧张，精神上的挫败感就越难以逃避。”“聪明的观察者”，他说，“将认识到，人类的故事已经临近尾声，而智人（Homo sapiens）……正在当下所展露的形成过程之中。”[13]

“进步向前冲击！”雨果这样宣称。但不再如此了！它赶上并超越了我们，正如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用尸体的大规模生产，向我们证明了。

如今，这全部的philanoia [14]，这科学和技术的疯狂之爱，已经落入了进步的黑洞，并且试图去组织那太过缓慢的物种的自我灭绝。

 

让我们听一听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声音：“因其完满，未来是宣传。”

对科学的极权主义而言，未来就是宣传，因为宣传是传道会——信仰的宣扬[15]——进步只是一种神秘的取代——对一种将人从神性的创造中排斥和驱除出去的物理力量的狂乱的调度，而这之前，神性的创造，对人来说，还是整个世界，是一切现实的开始。

进步就是加速！

当托勒密的地心说被打破，而哥白尼实现了对“永恒真理”的去位，我们看到，技术-工业的兵工厂把指数式发展的优先权赋予了大炮和炸药，赋予了钟表学、光学、力学……所有对当下世界的毁灭而言是必要的东西。

一种速度学历史的加速及其冲击不再指向人性时间的乌托邦（utopia），而是人性时间的乌托时（uchronia）。

在启蒙的世纪后，会有一个光速的世纪，尔后，是我们的世纪，速度之光[16]的世纪。

“三百年的舒张，尔后是迅速的、意想不到的收缩，就像拳头的紧闭。”[17]

我们已知，速度是世界的晚期。屈从于其虚无主义，世界退缩了，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被驱逐出时间。

不再需要立体的视角。在我们面前，影像停止了滚动；对人性而言，时间不再是一种它可以在其中运行的维度。

没有未来——没有宣传，因此也没有信仰——我们正遭受厌世症（mal du siècle），一种新的绝望的折磨，就像精神分析家告诉我们的。虽然他们也被抛在后面：“不再有对上帝的信仰，不再有对分析的信仰，对一切的信仰！”[18]

*

“我爱我的身体，就像任何人一样，但如果一具硅制的身体可以让我活到200岁，我会接受它。”这一乐观评述的作者可不是广告人士，而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名叫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我们知道，他拥有长远的眼光。[19]

超长寿命的许诺，永远年轻的许诺，如果不算永生的话——那么，技术-科学的想象仍然坚持最严格的《圣经》正统学说，逐字重复着路西法对女人所做的承诺，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时常把它和“知识”联系起来：“你们不一定会死！”

诚然，在生物的人之后，会有虚拟的人：除了生活、思想和行动，仿佛“还独立地拥有一种存在，而他的同伴只是空洞的影子，纯粹的幻象”；为何这样的个体不被创造出来，转而成为他自己的影子？

逃避人性时间（虽然它已不再是人性的）的新乌托时主义而不鄙夷进步，只有一种方法：总而言之，是诉诸一种替代性的永生。

但我们怎能不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压力被施加到了人类身体上？

就像幽默大师波贝克（Popeck）不断重复的，“我们不是野蛮人！”

我们共和国的立法机构，僭取了处置公民死亡（甚至是暴力的死亡）的野蛮权力，难道不是最近（1981年[20]）才废止了死刑的丑闻吗？难道不是最近才废除了义务兵役制（les servitudes militaires）[21]，更不用说引入我方士兵零死亡的新战争观念了？

而在这相同的文化脉路中，那些管治我们的人难道没有给我们许诺，在不远的未来，会有无痛的分娩和安详的死亡？

“看在慈悲的份上”，伯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法国卫生部长，愤怒地说，“让我们不要用安乐死这个我所反对的、可怕的词。”[22]

“我们正被善意地杀死”，生存在加拿大东部的约八万名因纽特人喜欢这样重复道……

我们又怎能忘了希特勒对赫曼•劳希林（Hermann Rauschning）[23]，《虚无主义革命》（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之作者，私下说的话。在论证生命政治（Biopolitik）完成了有关自然与生命之规律的全部人类知识后，他说：“如果你问我，我说的人口清减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清除整个的种族群体。而这正是我意图实施的——粗略地讲，也是我的使命……有许多方式，系统的、相对不痛苦的方式，或绝对不流血的方式，可以把不受欢迎的种族灭绝掉。”[24]

那么，今天的问题在于，全世界的人口和的软科学-技术（它依旧考虑星球及其居民的保存）的关系是否已经完结；全世界的人口是否有被一种拉普达式比率的恐怖主义过度，[25]被一种袭击人类物种的普遍的疯狂之爱所清除的危险——人类物种已经变得完全“不受欢迎”了，变成了地球上的丑闻，而地球，据我们所知，是太阳系当中唯一的生物圈。

科学原教旨主义朝向作为宇宙创始的大爆炸的不可抗拒的、神秘的退化，似乎既不放过一个生活世界的繁荣，也不放过那些在无尽的时间中诞生又死灭的事物之反抗，为伟大的极权主义事业呈现了如此之多的崩溃的潜在来源，而极权主义事业连接着一条将人从人种当中消灭的死亡之链（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清除人种本身，这是一种实验的冒犯，一种依旧是赌博，一系列赌博的实验，甚至是一种俄罗斯轮盘賭，嘲笑着科学的无谬性。从十九世纪孤居的生物学家冒险亲自注射自己调制的疫苗，一直到1945年7月16日，物理学家决定在三一点（Trinity Site）上试验原子弹，并忽视这第一次核试验的可能的动力学和存在的众多危险——例如，点燃地球的大气层，引发一场星球的浩劫，而他们会是第一批牺牲品。[26]

 

但让我们听一听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27]的自淫之词，他对历史上第一次核爆炸的崇拜如是评论：“我亲身体验到了。核武器的闪耀。它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你作为一个科学家来面对它。去感受它就在你的手里，把这点燃星辰的能量释放，让它为你所用。去实现这些奇迹，把数万名吨的巨石抛上天穹。它把无限之力量的幻觉赋予人们，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要对我们的一切苦恼负责……”[28]

在物理学家的毁灭装置中，地球已然是一颗死星，而科学事故不过是那些“我们仅仅因为感觉不应该做而犯下的”[29]错误之一。

三一点上物理学家之意识的完全的黯然失色，在文化上是先锋派的。事实上，紧随其后的，是世界意识的黯然失色，甚至都没有太多的、对核恐怖平衡之倒计时的抱怨。

作为其他方式下全面战争的一种继续，核威慑标志着战争时间与和平时间之间区别的终止，并为一种世界范围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状态开辟了道路——恐怖主义和强盗主义理所应当地成了主要的受益人。

同样地，技术-科学的退-进步已然耗尽了生态圈居住者在未来仍可获取的利益，无怪乎他们要弃它而去，并寻求原初的荒芜之地。在冷战初期，美国人开始在城郊的花园中挖掘战壕，并把一切看似必要的东西都储存到预制的掩体里，以便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从世界末日中幸存。

大城市的当局还在市中心组织了几次疏散演习，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一旦常规的核警报响起，数百万的汽车便会冲上过分拥挤的应急通道，陷入难以解决的交通堵塞当中，不等他们逃到郊区的战壕里，他们就已经死了。

 

在2000年网络经济（Net economy）的崩溃[30]，和2001年少数疯狂的自杀性袭击者对五角大楼“网络战略”（Net strategy）造成的冲击后，我们事实上，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境，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自杀的情境。

一种全球性自杀的状态：一种自我保护本能的丧失。自我以及物种的保护本能的丧失。

旧欧洲堡垒的居民，就自身而言，尽其所能地适应了福利国家的变异：变成一个自杀的国度。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随着去殖民化的到来，我们将发现新全球市场的跨文化和跨政治的力量。

例如核能，我们很难把它界定为商业（电站）或军事（炸弹）的，且不论这种技术流传到恐怖分子那里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即将被预测到。

同样地，能源、信息和生物技术的重要市场的未来已被描绘出来：它将伴随着一种趋势，即国家理性（raison d’ État）大量地消失，并被众多的跨国网络所取代。二十世纪晚期政治经济的丑闻再一次提醒我们：民主制迟早会死于国家机构的秘密复制。

但今天，在我们共和宪章已然破裂的表象背后，还隐藏着什么？

2001年9月发生在纽约的悲惨事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境：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突然间遭遇了自身的意识——更确切地说，是遭遇其技术-科学的意识，换言之，是遭遇了它建立于其上的诺斯替教意识。

我们不要忘了，自从美国物理学家发动曼哈顿计划，进行不合时宜的追求以来，[31]科学的“巫师精神”就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摆脱了曾经的赞助者之权威，尤其是摆脱了他们的自明之理——意识形态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尺度——国家的权威就建立在这些自明之理上。那导致了广岛的惨剧。

一个净化了的反乌托邦，一个无懈可击的体系，在那里，在认识论的抱负破灭后，已被剥夺其文明之功绩的科学家，将只为科学家工作，每一个发现都将自身嫁接到先前的发现上，而科学将在自身的根基上发现其存在的本源和终结，就像创世纪的耶和华！[32]

 

法国-伊朗哲学家达瑜什•沙叶甘（Daryush Shayegan）对记者说：“要说文明像相互对峙的集团一样没有交融的可能，那是一个幻觉。”他继而指出：“我们都是西方人。”他对伊斯兰教和后殖民时期在第三世界中无处不在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所指的关系是一种宗教的布尔什维克化。

事实上，在普遍的泛伊斯兰恐怖主义中，我们可以一眼看到，阿拉伯（或其他）跨国公司正在剥削全球流氓无产阶级的信念或仇恨，一个由去殖民化和集体移民所制造的流浪阶级，但我们同样看到由富裕的穆斯林学生、军人和技术人员（飞行员、程序设计师、科学家等等）构成的精英，他们是完全引人注目的，且就任何一点而言，他们和美国赛博邪教“天堂之门”的自杀性成员并无二异。

像达瑜什•沙叶甘那样，言说来自西方的光，言说一个无法逃避进步的世界，就是不经意地落入路西法（光的使者）的圣经公司，落入丢勒（Dürer）《忧郁症》（Melancholia）的悲剧反讽，并忘记，犹太-基督教关于创世纪的故事乃是科学自杀的故事。

不断进步的信仰，在将自我从政治里头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已然步入了纯粹战略的领域——战争的本质——核现状的纯粹战略。

战时期，话语还围绕着景观社会，作为景观的社会，或对商业主义的远离，人们主要争论的，还是一场惊人的、关于信息的复杂流动的革命；几十年过去了，旧极权主义的威胁变成了全球化的威胁，列宁主义的电气化变成了全球电子领域。

我们已经从铅字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逻辑，从儒勒•凡尔纳风格的科学预言小说，进入了以工业电影为目的科幻场景的异常幻变当中，而不久之后，在新的大众电影中，这些异常的幻变又被特效的套叠所消除，特效的瞬时性与互动性排斥任何固有的叙事，观众不再获得任何的逼真性，唯有事故的展示。

我们同样会注意到，一旦抵达这个可见世界之无意义的阶段，（美国、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梦工厂就迅速解雇了一大批原创性的作家和编剧，他们被视为无价值的。用不了多久，我们将目睹“傻莱坞”（Sillywood）的失败。在1992年所谓的“娱乐的黄金岁月”后，短短数个月内，硅谷和好莱坞的联姻就走到了尽头——部分是因为对一种共同战略的渴望，但主要是因为对内容的渴望。

 

“当虚无成为了现实，现实就颠倒为虚无。”曾经的战略家这样说。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时常被忽视了的事实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就很难理解如今在全世界流传着的各种扩张主义论调：一切技术，都在各自的时代，将自我表达为一个新的力量领域。

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跨国恐怖主义的隐秘状态——未知量——带来的困扰就是，它正不断地依附于技术-科学的进步，而技术-科学的进步本身，又是不受管制的，依赖于其自身的视听媒介和平台的发展。

科学的想象最终遭受了像“电子休闲”一样的命运；它变得和那些电视观众的想象一样，他们以为9•11袭击只是另一部灾难电影，或者和伊斯兰自杀性袭击者的想象一样，他们无疑是快乐地死去，因为他们当上了全球大片的演员，而在这样一部大片中，现实将永远地颠倒为电子的虚无。

 

从古代君王在昔日战争的青铜器上留下的荣耀，到全球电视“现场直播”的死亡，极权主义体系——得益于大众媒体——已经获得了一种相当惊人的更新率，比汉娜•阿伦特早在1945年描述的更为惊人。[33]

从大规模的军事屠戮，到古拉格或集中营的秘密的种族灭绝，从后殖民主义的大众杀手（拉美、柬埔寨和非洲）[34]，到全面恐怖主义战争的裸露癖，对无辜者的集体屠杀和仪式献祭不再是隐秘的活动，而是不可避免的日常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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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禁令[35]——技术-科学进步的基本律令——已经成为了无律法的全球主义的唯一律法？

不是解放，而是极权主义的多媒体力量对人性的全球化控制，并把古老的策略集中地运用到了人口上，包括无处不在的划分：对人民、地区、城镇、国家、种族、宗教、性别、世代甚至家庭进行划分。[36]

再一次如布莱希特所说：“他们让被劫掠者去劫掠。这是超乎常人的使命；暴力的使用，而非凝聚的力量，将他们分开：作为人之根本的东西，被极度地压缩了，爆发了。碎片四处飞舞，随之是彻底的毁灭。”

 

梅拉德（Jean de Maillard）[37]对走向一个“无律法世界”的随性漂移做出这样的谴责：“在法国，不稳定的最初迹象还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作世界里的欺诈情形，虚假的转让，无尽的社会违规……”他补充说：“我已经可以觉察到即将来临的世界之反常。”[38]

对梅拉德法官来说，本•拉登的飞机只是回飞棒——“告诉我你的罪行，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而恐怖主义现象开始于日常生活。

事实上，这种司空见惯的不稳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欧洲开始了，尤其是随着同盟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封锁导致了国家经济和道德的衰竭，并纵容了一种流氓类型的极权主义权力的不可抗拒的兴起，就像布莱希特描述的那样。

二十年后，在一场“所有道德上的考虑都被每个对手公开地抛弃了”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应当看到非法交易、黑市贸易和各式各样犯罪的剧增，“一切允许人的尊严不可挽回地消失的事情”（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语[39]）的增长。

但首先，我们不要忘了，在二十世纪，对战场的效法似乎是技术-科学进步的狂热拥护者所固有的，他们认为，进步就是对自然的攻击。

例如，德日进（Père Teihard de Chardin）[40]——那个古怪的耶稣会会士，他宣称在一战的惨烈厮杀中发现了“尚未完成进化的人的面孔”——在1955年写道：“战争是人类起源的一个有机现象，基督教无法消除它，正如无法消除死亡。”

这后验地解释了纽伦堡审判上那些被告的傲慢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只是遵从一种科学的生命伦理学的规律，丝毫不认为自己对所犯的罪行负有责任：欧洲人民当时不是处于一种战争时间，并因此被自动地剥夺了其绝大部分的公民权利吗？而德国，凭借其被普遍承认的统治，不是拥有一种把他们随心所欲地驱赶到这里或那里的权力吗，从战场上的屠戮，到对大城市的战略轰炸或劳改营中的屠宰？

二十世纪革命的大规模屠杀——铁丝网和集中营的世纪[41]——同样可以在不受法律管束的（经济的、科学的和生物的）试验区（experimental zones）的意义上得到考察——它始于1918年8月，当时列宁要求隔离“可疑的因素”，而托洛斯基便在城郊建造了第一座用于“检疫”的集中营。

“世界（即将）毁灭”，卡尔•克劳斯警告说，而“人的优越感在一种只允许当代人进入的场景之期待中凯旋。”[42]就像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43]电子音乐的大师，对2001年9月杀死了四千人的纽约袭击场景感到狂喜：“我们目睹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作品！”[44]

1993年，我写到了对世贸中心的第一次袭击[45]：“不管谁对此负责，它都开辟了恐怖主义的新时代，和不时地震动爱尔兰或英国的爆炸绝无共同之处。的确，袭击的突出特征在于，它认真地试图引发世贸中心大楼的倒塌……所以，它是……一起战略事件，为我们所有人确证了这世纪末的军事秩序之变革。”[46]

我们不要误解了：随着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的行动，它得到了非比寻常的酝酿和实施，花费的却是最低的成本。这展示了某件我们已然忘却的事情：“战争中的一切都十分简单，但最简单的却是困难的。”[47]

五角大楼遭受的毁灭并没有什么结果；在人们心中爆炸的是世贸中心，它让美国陷入了死寂。

让美国成为事务的事务——首要的，是世界事务——事实上，星球的表象经济学发觉自己在这里受到了其体系之反乌托邦的持久影响。

2001年9月11日，曼哈顿的天际成为了新战争的前线。

袭击发动者的匿名性，对所有人而言，仅仅标志了一种全球的隐秘状况，一种在“善恶的彼岸”的私人犯罪之未知量的降临，数个世纪以来，“善恶的彼岸”还一直是一种偶像破坏式进步的高级牧师的梦想。

200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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