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这部虽算不上钜细靡遗、但却条理清晰的纪录片,聆听见证阿莱杭德娜不同人生阶段的亲历者的声音,以此来回顾她短暂的36岁的人生,静静地察觉到这颗潜伏着的、伺机萌发的“被诅咒”的种子,便是对她人格及作品的真诚致敬。
——在离世前,作家曾重新走访那些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地点、场景:《城市与狗》中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酒吧长谈》中的“大教堂”酒吧,《五个街角》中的巴里奥斯·阿尔托斯区……想必在那些曾久久驻足的地点,巴尔加斯·略萨隐隐寻得了过去岁月的踪迹。
终点的真实性存疑,所爱无法抵达,甚至连出发的可能性也并不存在;在这种注定无疑的失败面前,瞭望员仍在不断地启程,不断将自身抛掷入新的旅途,令自己置身于一场又一场注定的惨败中,仿佛旅途的终点并不重要,走在路上才是唯一的目的:
《光明世纪》为我们留下了卡彭铁尔关于革命政治的最坦诚和复杂的思考。书中被赋予了最高智慧的人物不是维克托,不是埃斯特万,而是索菲亚(人如其名)。关于政治行动,我个人确实也想不到比她在小说结尾的选择更好的答案。
我是40年前开始写作的,虽说中间有过一段像育儿休产假那样的空档期,整体而言,四十年前刚出道时的文坛,和现在完全不同。十分有幸我以SF小说开始文学界出道。
有关基地生命,母亲生命和家族生命的记忆也许总会因南方的阴雨锈蚀或攀上过分茂盛的藤蔓,在它们像尼摩船长和鹦鹉螺号一样沉入水底之前,需要用一字一句捕捉。
主持人华金要求卡洛斯·富恩特斯回到正题:“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聊与你的文学生涯本身也许不太沾边的东西……”而富恩特斯则反驳道:“不,才不是呢,它们是一切的核心。”
从这种意义上讲,被视为古巴革命的叛徒而于后半生流亡海外、至死再未返回故土的因凡特,反而可以说是抓住了古巴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特征的一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