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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 发表于02/23/2020, 归类于书评.

爱的艺术品:邱妙津的生命与信件

Last Words from Montmartre (2014)

作者:Ari Larissa Heinrich

译者注:本文为英文版《蒙马特遗书》后记的中译,供不便取得原文的邱妙津读者朋友们交流,请勿引用译文,如有需要请引用原文。

 

台北到巴黎

尽管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邱妙津二十六岁在巴黎自杀的情景仍然激发着台湾报纸、学术期刊和全频段社交媒体的猜测。她是怎么去世的?她的恋人都是谁?她是因为心碎而死吗?邱的突破之作——一部易于理解且尖刻的作品《鳄鱼手记》(1994),为一个世代的台湾女同志发声,并为她在酷儿圈子赢得了某种被狂热崇拜的地位。她去世后不久,《鳄鱼手记》获得了《中国时报》1995年度时报文学奖推荐奖,她的作品也随即从边缘进入主流。她的小说在岛内的高中和大学里讲授,数篇博士学位论文试图解开她复杂的情感语法。至少有一部致敬回忆之作(骆以军的《遣悲怀》,2001),还有她朋友赖香吟的一部小说性质的映像(《其后》,2012)写作出版。除了在台湾有众多读者之外,邱的作品最近也在大陆出版——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转向,甚至不到十年前那里能够获取的版本只有女同志社群内部互相流传的非法私印副本。 

一个年轻台湾女同志黑暗、具有实验性质的沉思如何得以吸引如此忠诚且多元的追随者?也许邱的成功与台湾的首府台北普遍的文化接受度有关,这么一座城市繁荣的公共生活和动态的文化场景使得最近的《华尔街日报》简要的将其含蓄地与俄勒冈的波特兰予以比较。在这个地方,“自然界、相当好的牛角面包和稀有黑胶越来越胜过拥有最新款式劳力士。”这座城市同样因其作为亚洲最为“同志友好”的城市之一而广为人知。然而这样的快照倾向于不仅仅掩饰了支撑当今台北“自由主义”的沸腾张力,同时也掩饰了这座城市复杂的过去。仅在邱于巴黎写作《蒙马特遗书》的十年前,台湾政府才终于取消了将近四十年的军事戒严令,并且导致当今台湾与大陆僵局的两岸分治才过去一个世代多一点。“同志权利”在1990年代是一个新创造的中文术语,人们对在台北新公园——一个戒严期间臭名昭著且备受喜爱的巡逻点——里的警察逮捕与骚扰仍然记忆犹新——尽管是一个更加自由的政权,它仍以“民主与进步”的国家政策的名义试图“清理”公园。也是在这一时期,台湾开始进行被重新纳入联合国的官方游说——它曾在1971年被正式开除。在邱完成《蒙马特遗书》之时,国家主权和台湾认同的问题在公共讨论中占据支配地位,与此同时与大陆的紧张关系逐渐增强,直到中国终于向台湾海峡发射“测试”导弹意欲影响在台湾有史以来首次举行的民主总统选举。但是,如果1990年代中期的台北不是波特兰的话,我们该如何解释邱被各界人士超越身份政治、民族,甚至还有语言(她的作品也被翻译为日语)的热情接受?是因为她作品的文学价值,或她迷一般、悲剧的死亡场景?抑或因为她只是因为在对的地点与对的时间出现? 

答案更像是上述解释的混合。台湾史的丰富通常被西方所忽视,趋势是缩减这个国家的文化认同。要么让位于混淆了两岸关系的政治张力,要么让位于它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但是台湾政治与文化生活在二十世纪进程中目不暇给的更替使得这座岛屿成为多种语言和文化的家,同时产生了壮观的文学多元化。直到1895年,这座岛屿仍是清廷的保护地,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它被割让给日本作为殖民地,直到1945年。在这半个世纪中,台湾人被迫在公开场合讲日语,并且在学校里学习日本文学、历史和文化。与此同时,为了交通与社会福利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线、市政工程)之后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台湾经济奇迹的基础。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台湾于1945年被归还给中国国民党统治。这最初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像是好消息——在半世纪日本人统治之后,人们乐观的认为一个具有文化归属的中国统治者会更好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时也会更支持当地方言)。但是这个新政权强制使用标准国语,强征苛稅,并且使用残酷的手段压制地方异议与表达的需求。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是如此的残酷——包括严厉的审查制度、宵禁、“失踪”,以及,最悲剧的,在1947年屠杀了数千名台湾异见者和平民——因此一些公民转而怀念日本政权。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控制中国大陆之后,国民党统治者接下来又统治了台湾五十年,直到2000年民主进步党候选人陈水扁在普选中获胜。邱的祖父母辈生活在日本殖民主义之下,而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严苛的统治决定了邱的父母辈的公共生活形式。当邱处于其1980年代的青少年时期,她继承着一个独特的混杂的生活传统以及具有分歧概念的公民生活:日本现代主义美学相对于中国“反共产主义”的紧缩;她经历着——以及有必要表达出来——自我分裂感,公共的和私人的;并且逐渐能接触到更广泛的西方语言文学与文化中的全球的“公共社会”。当邱念高中时,对于一个年轻市民来说,在家与父母讲闽南话,与祖父母讲日语,以及在外讲国语是很普遍的——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参加课程学英语、法语、韩语或者其他的语言。 

当国民党政府于1987年解严时,广泛的对文学以及政治表达的审查也随之解除,这对于台湾文学图景爆炸式激增来说时机成熟。界限被打破,舒适区被挑战,并且差异以类似美国民权运动的方式模糊。不仅台湾“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行动者现在为将闽南话接受为官方语言而请愿(它本身引发了有关哪种语言能够最好的代表台湾当下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辩论),而且在1990年代,就像学者Fran Martin在Angelwings:Contemporary Queer Fiction from Taiwan(2003)中有力地总结,也是“包括女性主义,原住民运动,工会运动,环境运动与同志(男同性恋及女同性恋)运动在内的一系列草根政治运动的多样化和增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的文学刊物与杂志兴起,以满足因城市中产阶级渴求文学而不断增长的需求层级,与此同时台湾与西方国度的文化贸易飞速增长,无数的欧美经典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在这一时期,绝对多元的文学形式使人头晕目眩:普通读者不仅目睹不可思议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美学支配下的碎片化叙事、语言游戏、当代都市设定和全球化想象变成为主流”;即便在后现代美学未能满足(审美)的情况下,读者现在还能够选择阅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后设小说、心理文学、都市文学、怀旧的‘眷村文学’,原住民文学和女性主义写作,(并且还有)流行的奇幻、推理、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这个文学和文化类型都逐渐增殖的现象的核心,就是酷儿文学(queer literature),即Martin所称之“越界之性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ransgressive sexuality)。在很多方面,酷儿文学在台湾解严后的十年里都占据着传奇般的地位,有关性的亚文化的公共讨论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聊天室,还有大学和学术会议”中呈指数增长。酷儿文学在文坛中的存在是如此显著,一时间,似乎“没有一场文学比赛中不至少授予一个奖项给同志主题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这导致一位台湾文学评论者说,“同性恋”作为主题,甚至“变成了‘时尚’”。(译注:据纪大伟,在1990年代,多种同志题材作品获得文学奖之际,叶石涛与陈映真是最常在评审会公然批评“同性恋题材投稿太多”的两位文坛大佬。)

多元文化、通晓数种语言、精通文学、有野心且酷儿——这就是邱妙津出生时代的文学与艺术图景,这也是她参与塑造的图景。实际上,在她短暂一生中的关键日期与我之前提及的一些里程碑时刻非常接近。譬如说,邱妙津在青少年时期从她(位处台湾东南)的彰化县家乡来到台北市,就读于最好的女子中学北一女(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这相当于台湾版的布瑞利学校(Brearley School)。邱1987年从北一女毕业,进入著名的国立台湾大学,恰逢戒严令取消之时。当她读大学时,就像开始拥抱后现代主义的新一代作家,邱开始在本地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并不完全算是纪实小说,这些故事显示着同性恋的潜台词,一些主人公与作者本人明显相像。其中一篇,令邱于1989年,在她20岁时获得了她的第一个文学奖,中央日报短篇小说首奖。(译注:获奖作品为“囚徒”。) 1990年,台湾第一个女同性恋组织“我们之间”成立。同年,邱妙津的中篇小说“寂寞的群众”获得第四届联合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推荐奖。1991年,邱妙津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学位,也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鬼的狂欢》。

毕业后,邱在台北的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做了一段时间助理,也在《新新闻》周刊做了很短时间的记者。之后,她找了个茶馆的工作,以便全神贯注完成《鳄鱼手记》。1992年,臭名昭著的台视新闻事件发生——电视台记者偷拍一间台北女同性恋酒吧并在晚间新闻中播送,这使得公众注意到“(同志)现身”的问题以及酷儿身份政治。《鳄鱼手记》即在台视新闻事件与因之产生的争论的余波中写作完成,记录了一个女同性恋大学生和一个“卡通似的,无性别的鳄鱼”的生活。在媒体狂热追踪下的鳄鱼,为了在公众和媒体面前隐瞒自己的鳄鱼身份,披上了人装。[1]虽然叙事略有讽刺,《鳄鱼手记》仍然是易于理解的(就像一部描绘了一个会说话的鳄鱼的小说所能做到的)。而在它在吸引时报文学奖评审的目光之前,就已经在酷儿圈子里开始流行。书中的词汇(译注:“拉子”、“鳄鱼”)被借用为女同性恋代码。时机绝对是邱在文学上成功的一个原因:在1990年代初期的台北,她找到了、并且参与创造了对她的作品易于接受且多元的读者群体。

但是邱妙津同样也有罕见的天赋。她拥有在一些年轻作家身上自然迸发而出的,先天的异于常人的洞见和野心——兰波也许是这种人中最有名和最深刻表现的。她早慧的洞察力,在1994年她离开家之时还并没有完全绽放。25岁时,邱搬到了巴黎就读研究生,在巴黎第八大学学习临床心理学和女性主义。法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Hélène Cixous正是在这儿,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女性研究的研究生项目——女性研究中心(这个项目在邱妙津在那儿的1995年,被政府威胁取消)。台北文坛的轰动已经是九霄云外的事,邱将自己浸入巴黎文化,并大量地阅读。除了Cixous的书和论文,她还读(法文版的)Clarice Lispector、安德烈·纪德和让·热内。她看了所有她能看到的安哲罗普洛斯和塔可夫斯基;狂热地赞扬雕塑家Paul Landowski;并且深思熟虑如何将这些影响与她所欣赏的日本现代主义所融合——超越叙事结构正常化的局限,同时也保留艺术的真实。在巴黎,邱创作了她自认为的佳作,她抛弃了在《鳄鱼手记》中得心应手的模式——覆着薄纱的自传之化身,转而在她的写作中直接嵌入小说化的自我觉醒。结果就是,这部作品难以被归类为回忆录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书信体小说。尤其是它在形式与语言上的革新,甚或使之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正如她在《遗书》中所写:

“我是个艺术家,我所真正要完成的是去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所要做的就是去体验生命的深度,了解人及生活,并且在我艺术的学习与创作里表达出这些。我一生中所完成的其他成就都不重要,如果我能有一件创作成品达到我在艺术之路上始终向内注视的那个目标,我才是真正不虚此生。”(斜体为本文作者所标记)

但就在她考验小说、文学自传与生活体验之间的边界时,生活与艺术之间那条界线对邱来说越来越难以辨别,她的“叙述者”开始盘旋。两卷本《邱妙津日记》在台湾于2007年出版,邱实际的日记记录内容的现身,使《蒙马特遗书》的层理学更加复杂。

“六月十二日(1995):我得战胜我自己的内在,我想战胜我自己。否则就唯有死了。/死神每天都睡在我的枕头旁。每天对我都是一个死的机会。/我得战胜我自己的内在,走去我想去的山巅。/神啊,让我远离那些伤害我的生命的东西吧,否则我会被杀死。”

快到结尾的时候,她像是一个书写狂人,不仅是在创作《蒙马特遗书》的手稿和以认真笔迹写下的神秘的日记,还在涂抹着诗歌,思想碎片,和无数的家信。海外的朋友和家人开始担心。对于一位身处1990年代中期的欧洲,过着节俭生活的台湾籍研究生来说,有的只是电话卡和表示关怀的包裹,与鸿雁往来之间漫长的间隔。

邱的自杀,引爆了台湾媒体和文学圈的大量论争。她是殉情?为艺术而死?在这里,我们英译本读者需要记住的是,在东亚社会,自杀具有另一范围的文化涵义,区别于西方世界所熟悉的病态化的、犯罪化的、神学上禁忌的模式。不去深究细节,就能简单地填满另一本书,只要将她的死单纯归因于失败的爱情或者深层的精神问题——尤其是她的自杀是这么的故意,以及如此刻意地记录——这样去解释是错误的。在最后我们应该试图理解邱的死亡,以她想要被理解的方式:当作一种言语行为,当作将艺术与生活的联结封印的终极方式。这类自杀先例完全将邱置于包括她的偶像太宰治(1909-1948)的谱系中。太宰治在完成他实验性的小说《人间失格》(1948)不久后自杀。当然同样还有三岛由纪夫(1925-1970),切腹自杀,留下计划出版的手稿。

 

蒙马特遗书

“它将是歌剧般的,戏剧性的,预言的,放逐的,躁狂的。它将有关一切,我将留下的一切,假如我要写自杀笔记。

但我没有,我不觉得。”

——Anna Joy Springer, The Vicious Red Relic, Love

来自相异背景的读者能欣赏一个有着熟悉结构的成长故事,由内而外的讲述,处理有关性觉醒、疏离、丧失和爱的议题。《蒙马特遗书》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像邱一样,我是一名来自同一世代的酷儿人士,与她的经历部分重叠,研究生时期在巴黎和台北度过(虽然我们未曾遇到)。我很快发现描述内心冲突的写作的力量超越了身份政治、性别、种族、国家和年龄的界限。就像著名的中国异见人士王丹在他的文章“生命与爱的极限:重读《蒙马特遗书》”写道:

“当你在恐怖海峡——虚弱、心烦意乱,就要崩溃——你不想任何人看到你。但与此同时,你希望有人可以信赖。在这种时刻,通常只能写作。尽管不是面对面,只有通过写作一个人才能获得那种忍耐最困难时光所需的心与心的交流……从第一页起,我就感到与邱妙津有种秘密的亲密感。”

除了刻画个体的艺术家或者作家,自传有时能够攫取独特的、集体的情感真实或者时代精神,而往往历史甚或小说在此错失。《遗书》是一部小说化的艺术品:这本书抓住了全球酷儿文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在1990年代中期,当时存在的后现代语汇仍然难以描述,一个奇怪的时刻,在艾滋和互联网之间的什么地方出现了邱与我——以及许多其他的作家、朋克、知识分子、酷儿——处于平行的路径,既实际又形而上,从台北的女同性恋酒吧到巴黎的电影院(或者从旧金山到布拉格,或者从伦敦到东京),寻找搞清楚世界的一种方式,已经开始有了些微转型和震荡,向着新的沟通模式、新的存在方式。

但是,除了它私人的声音,它原型的主旨,和它对转型世代难以捉摸的关切的捕获能力,《遗书》更是一个“跨文化产品”,超越了往往施加于现代中国文学的语言和主题的限制,既包括外在限制也包括内在限制,或者按照学者夏志清过去著名地诉说,也许并不公正,(中国现代文学)是被“对中国的执念”所拖累。尽管邱在台湾被赞美为民族奇才,她将自己视为在世与往生的国际作家和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至关重要地,是不受传统标签和分类(像是“女同性恋”、“华人”、抑或“女性”)所约束的群体中的一员。像她所回应的日本和法国作家,邱把她自己看作是与“经典”对话,虽然大部分时候是与先锋派、世界艺术与文学(对话)。

这一切都不会导致特别轻的阅读。残酷地黑暗,时而点缀着热情洋溢与幽默,《遗书》以证明的或告解的方式讲述了两位女性关系终结的故事,以及最后叙述者的拆解,语言由妄自菲薄变为妄自尊大,由强迫性重复变为极端的反思,由沉默寡言变为易受伤害。文本主要由一系列信件构成,以章节的方式展示,源自在巴黎的作者/叙述者,寄给她在台北的恋人与在台湾和东京的家人和朋友。以一只心爱的宠物兔的死亡开篇,以叙述者决心自杀的预兆的表达终结。我们跟随邱虚构的叙述者沿着蒙马特街头走过,阅读她描述与男人和女人、法国人和台湾人的情事,还有她有关文学艺术的狂喜的沉思。她给出极为痛苦且深具洞察的勾勒,关于存在的意义,不仅仅于文化之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于性别之间。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本书独特的文本性物质性。以我们迅速演化的数字时代的观点,这本书有种明显地“慢技术”或者类似的感觉。叙述密集充斥着信件、邮票、文具、电话亭、笔记本、手写卡片、笔记、消息、丢掉的信封、照片、磁带、有关文学产品和老派通讯的书面的或者物质的证据。而即使《遗书》反复引人关注它自身的文本性,其中一个关键的创新实际上是它独特的风格,它确实是彻底拒绝传统正式的文本结构。从开篇起,邱的书激进地拒绝线性叙事,并且用可以任意顺序阅读章节的卷首语来挑战读者。章节本身又因穿插一系列混杂的引用和题记而破碎,它们从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赛尔(Gabriel Marcel)到“Fools Rush In”的歌词。在某些章节中叙述者以女性的形象出现,另一些是男性形象,还有一些则都不是(在故事中,Zoë的形象是故意模糊不清的)。在一些章节中,叙述者是谁甚至都不清楚。小说以一种近似自杀笔记的形式组织起来,对于我们回看互联网时代前夜的人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信件的告别。

任何对小说直接的阅读都会因为大部分《蒙马特遗书》的读者预先知道作者的自杀以及留下文本而更复杂化(书名也可以用字面的意思被翻译为“Last Testament from Montmartre”)。得知一个写有关自杀的作者确实自我了断会自然而然地使得阅读该书变得复杂。撇开其他不谈,这意味着无论作者的技艺和角色发展的主张是如何,总有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主义”或者自传性占比,且不同于通常被称作“半自传性”的那类作品。《遗书》是邱写作职业生涯的顶点之作这一看法影响我们,同时困扰了我们给出文本真实价值的尝试。这是一个“真”的故事,还是一份小说化的记录?叙述者是一个建构的人物角色,还是邱的化身?回忆录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由信任所连结。作为与一个主人公或叙述者建立认同的切入点,上述这些确实都是黑暗之水。

这种认同过程也许会痛苦,但是,这同样催生了《遗书》的一个首要创新点:叙述者/作者无所畏惧地暴露她自己最丑陋部分的意愿,一些真实以外的“真实”,我们很少在回忆录中见到的,甚至在公开出版的日记中也鲜见。邱不迎合。她没有试图预见如流沙般多变的政治正确。她写了家庭暴力还有出轨;她带着我们一同坠入迷恋的回环和自毁的反思;我们与她在一起,当她在电话亭里用头狠狠撞向玻璃直到流血、巴黎警察不得不阻止时,但同样——在书中一处精美印象派且情色的段落中——当她观察恋人的身体在塞纳河中潜入跃起,惊异于金与绿的夏光时,我们仍与她在一起。邱拒绝编辑文本中那些丑陋的部分,这文本同样在敏锐刻画一个人寻求真相上堪称精妙。她的成就恰恰在于她的小说并不在我们面前屏蔽丑陋;这丑陋是未加工的自我暴露并且我们需要看到它,迎头乘上它的窘迫,感受到它背后的自我怨怼和气愤和内心矛盾,在我们接受邀请更深入地认同小说的时候。也许自三岛由纪夫之后,没有其他作家如此毫无怜悯地撕掉真实自我的面具了。

 

原注:

[1]参见Fran Martin的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5. 其中“The Crocodile Unmasked: Toward a Theory of Xianshen”一章对台视新闻事件、邱的小说和这一阶段有关现身和接受的问题有着精彩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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