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塔维奥·帕斯：T. S. 艾略特奖获奖词（1988）

译｜安娜

译者按：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其专著《现代世界十大作家》中论及T. S. 艾略特的章节里，这样描述《荒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多数英语现代诗歌、乃至不少其他语言的现代诗歌都从《荒原》中流出”；“每一位诗人都会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这首诗，它一劳永逸地改变了我们对现代诗、对现代诗人应当期待什么的观念。”1988年，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两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接过英格索尔基金会（Ingersoll Foundation）颁发的T. S. 艾略特文学创作奖（T. S. Eliot Award for Creative Writing），并朗读了一篇题为“简短的追忆”（Mínima evocación）的获奖词，而追忆的内容，正是他如何在自己的道路上遇见《荒原》，以及艾略特是如何成为他青年时代的导师，为其“打开了现代诗歌的大门”。

帕斯先是回顾了自己阅读《荒原》的心路历程，详述他对这首诗的领悟如何伴随个人成长和世界面貌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转变；在即将收尾处，则坦诚表达了自己与艾略特在历史观及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艾略特忠于传统、相信权威，而我们这些人，则信奉颠覆与改变”。帕斯口中的“我们”，就是“拉丁美洲人”。立足英美的艾略特，与出身拉美的帕斯，或许可被视为现代诗人的两种面孔。布拉德伯里说，艾略特之所以伟大，一个原因是“他始终在试图界定，现代诗人可能是一种怎样的生物”。以本土历史文化为创作土壤的拉美作家，他们对“现代诗”、“现代诗人”的界定，对现代世界诸多问题的理解和回应，与英美诗人艾略特相比会有什么异同？帕斯在这篇演讲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也从个人经验出发为我们提供了属于他的回答。

T. S. 艾略特：简短的追忆

奥克塔维奥·帕斯，1988

文章来源；Octavio Paz. Obras completas II. Excursiones/Incursiones: Dominio extranjero. Barcelona: Galaxia Gutenberg/Círculo de lectores, 2000, pp. 284-291.

由英格索尔基金会设立的T. S. 艾略特奖，旨在表彰不同语言的诗人和作家，获得这个奖我很激动，这是自然的，首先是因为奖项本身及其在当代文学领域的意义：这是一个不受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两股腐蚀我们文化的力量——左右的奖项。其次是因为三位前任获奖者均成就卓越：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欧仁·尤内斯库和V. S. 奈保尔。最后，是因为T. S. 艾略特这个名字。说实话，虽然我把这一点放在第三位，但奖项冠以这位英美诗人的名字，这件事对我具有首要的意义——既私人、又具象征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它更是一个暗号，一个通行的标志。我第一次读到艾略特时还是少年，那次阅读为我打开了现代诗歌的大门，而如今，当我获得这个以他命名的奖项时，我看到我的一生仿佛是一场漫长的“通过仪式”（rito de pasaje/rite of passage），而在受启之后半个多世纪，我终于被引领到这位曾是我青年时代导师之一的人面前。

1930年，我十七岁，是一名热情的诗歌读者。那几年，一群墨西哥作家创办了一本文学杂志，《当代派》（Contemporáneos）。这个标题暗示了他们的志向：打开门窗，让世界文化的新鲜空气吹进墨西哥。1930年8月发行的那一期，刊登了一首篇幅宏大又怪异的长诗，我带着惊奇、困惑与迷醉读完了它——它就是《荒原》。诗的前面有译者写的一篇睿智的序言，译者是一位年轻的墨西哥诗人，几年后便过世：他叫恩里克·蒙吉亚（Enrique Munguía）。我从未见过他，如今重提他的名字，心中感激又哀伤。不难想象我初读这首诗时的惊愕——是惊愕，同时也掺杂着好奇与诱惑。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它；又找来马德里出版的另一个译本；我还读了艾略特其他诗作的西班牙语译本（那几年他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尤其是在墨西哥）；最后，当我的英语水平有所进步时，我鼓起勇气读了原文。

随着岁月流逝，这位诗人在我心中的形象不断变化，这既是由于他在写作与思想上的持续演变，也是因为我自身的变化。改变的是我对诗人的想象，而不是他的诗歌对我的吸引力。《四个四重奏》面世时，我正住在纽约。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艾略特新书的书讯，立刻冲到最近的书店去买了一本——我至今仍保存着那一本。我怀着热切、甚至是虔诚的心情读完了它。这本诗集带给我的感受——那年我三十岁——与当初读《荒原》时截然不同。我认为《四个四重奏》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对它的反复阅读，使我在诗艺与精神上都获益匪浅。然而，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荒原》在我诗歌生涯初期所产生的那种影响。正因如此，历经岁月与种种变迁，那首诗依然是我心中的一座方尖碑，上面布满了符号，趣味的变幻和时光的流转都无法将它们侵蚀。

为什么一个热爱诗歌的墨西哥少年，会对一部语言为英语、并且困难重重的作品产生那样突如其来又如此持久的热情？这个问题几乎无需回答。吸引我的磁石，是那首诗本身的优异：线条的严谨、视野的深邃、各部分的多样，以及整体上令人赞叹的统一。但仅仅是因为写得出色吗？并非如此，还有它的新颖与陌生。这首诗的形式前所未有——种种断裂、突兀的跳跃和出人意料的连接；各部分的片段性，以及它们看似杂乱无章却暗含隐秘秩序的衔接方式；不同人物与形象的交融；不同时代与空间的并置——二十世纪与中世纪、亚历山大（埃及）与伦敦、生殖仪式与布匿战争——还有口语化片段与希腊语、梵语诗歌及宗教引文的混合。这首诗与我以往读过的任何诗都不同。那时我想到，它真正的相似物并不在文学中，而在现代绘画里——比如毕加索的某幅立体主义画作，或是布拉克的拼贴作品。我没有看错。几年后我证实，《荒原》的创作方法——庞德的《诗章》以及那个时期的其他诗作也同样如此——遵循的正是启发了立体主义画家的那些原则：通过片段的并置，展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现实，却又与真实世界暗中互相映照。

然而，立体派画家的艺术与庞德和艾略特的诗歌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尽管技法相似，绘画向我们呈现一种现实，而诗歌向我们讲述一个故事。换句话说，画面是静止的，诗歌则在时间中展开。但这种以共时或同步的方式呈现现实的手法，其源头确实是在立体主义绘画。它在诗歌领域的最初体现是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和桑德拉尔（Cendrars）的作品。随后，勒韦尔迪（Reverdy）也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只是他更为激进，几乎去除了所有叙事成分。相比之下，艾略特和庞德保留了叙事，也就是说，他们保留了运动与时间性。庞德一再宣称，这种“呈现的方法”（método de presentación）（他如此称之），源自中国诗歌的图像式表意文字。不论他作出这一奇特声明的动因是什么——是遗忘、虚荣，还是某种东方主义式的迷恋？——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开创者是法国诗人，而他们的典范，尤其是阿波利奈尔及其著名长诗《区域》（Zone），对庞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知道这种看法在英语评论界并不普遍，但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与我持同样的观点。

我前面说过，《荒原》的新颖解释了它对我产生的强烈吸引；现在我要补充的是，当那种最初的文学和风格上的新意消散之后，又出现了一种不同性质的“新”，一种可以说是没有年代的“新”，因为它植根于人类处境，同时又深刻地属于当下。《荒原》的新，不仅在形式，更在于它让人类历史作为诗的实质而显现。诗重新回归史诗。像所有史诗一样，这首诗讲述一个被神话转化了的故事。此外，它还是一部涵盖了当代的史诗，因此，它也是电影、报道、编年史。在古代的史诗中，诗人是隐身的：荷马不是阿喀琉斯，维吉尔也不是埃涅阿斯；而在《荒原》中，那位戴着面具、隐身其后的中心人物，正是艾略特本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诗章》中，而且更加明显。正如但丁的《神曲》一样，《荒原》的主人公是人类灵魂的寓言，迷失在尘世历史的炼狱之中。阿波利奈尔《区域》的主人公与波德莱尔笔下的人物并无太大不同，都是迷失在城市中的诗人，而《荒原》的主人公则体现了西方历史及其衰落。这种衰落同时也是心理上的抑郁，一种神经的疾病，以及一项致命的罪过。

主观的“我”与历史的“我们”的融合，更准确地说，社会命运与个人命运的交汇，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荒原》和《诗章》的重大创新。这种发端于法国的诗歌形式，通过语言片段的并置，把呈现与叙事结合在一起，使两位诗人得以重新接续西方伟大诗歌的中心传统，同时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当代现实的图景。象征主义曾将历史逐出诗歌，而随着《荒原》的出现，具体的历史时间重新回到了诗中。时间，即人；人是时间的化身，也是历史的意识。《荒原》的主题凝缩于一个“此时”——我们的世纪；和一个“此地”——现代城市。这座城市叫伦敦、巴黎、纽约、柏林；这些名字中的每一个都指向一个多变而具有千面的人物，因为那正是我们自己。这便是《荒原》相对于其法国前辈的最大新意，一种并非形式或审美上的，而是精神层面的新。至于艾略特受惠于庞德这件事，后者在诗的构成上无疑产生了的影响，但这并未抹除艾略特巨大的原创性。《诗章》和《荒原》在形式上的相似，掩盖了二者在精神特质上巨大而深刻的差异；它们的相似更多体现在文学层面，而非意义与方向。尽管庞德的作品广阔宏大、情节丰富、手法多样，但它不具备艾略特作品留给我们的那种连贯性、持续的强度，以及——归根结底——那种完美。

我对《荒原》的迷恋，从未使我对自己的信念与那首诗所蕴含的思想与希望之间的不相容视而不见。任何一种历史观——不排除实证主义所构建的那些——都包含着一种“元历史”。激发《荒原》的那种元历史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与我的思想与信念——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处于公开的对立中。我不仅对中世纪基督教秩序毫无怀旧之情，也不认为回归罗马是一条救赎之路（顺便说一句，艾略特只走到一半，便止步于圣公会）；相反，我已经与自己身为拉美人的双重过去——天主教和自由主义——决裂。我相信一场普遍的革命，它将改变社会，也将改造人。未来的几何图景与历史初生时的蓬勃繁盛同样令我着迷。没有什么比卢梭与傅立叶——一边是野人的洞穴，一边是法伦斯泰尔充满感官欢愉的花园——更与艾略特格格不入，更令他在思想上感到疏离与排斥。然而，我的迷恋依旧。究竟是什么把我与《荒原》联系在一起？是对现代世界的恐惧。在现代性的灾难面前，保守者与反叛者共享同一种焦虑：

在思想

和现实中间

在动机

和行为中间

落下了阴影

（出自艾略特《空心人》，裘小龙译）

许多年过去，我的思想与情感已经改变，正如我们的世界也发生了改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最大牺牲品，是未来本身。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没有人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毁灭、野蛮的长夜，还是一次重生。历史的天空中并非没有征兆，但它们模糊难辨；我们之中少有人懂得解读，更无人愿意倾听。艾略特忠于传统、相信权威，而我们这些人，则信奉颠覆与改变。如今我们明白，精神与政治的健康寄寓于另外一些词语，那些较少沾染绝对观念的词语——那些奠定了现代世界的词语：自由、宽容、对他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承认。用一个词来说：民主。我并非不知道，现代民主制度对诗歌艺术漠不关心，甚至往往残酷而愚蠢。自浪漫主义以来，诗歌就被迫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乃至地下。但我同样不会忽视，唯有在民主制度下，才可能写出并发表那样严厉而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个社会本身的诗篇——正如波德莱尔、兰波、叶芝、庞德以及其他伟大诗人的作品中所显示的那样。

在本世纪的后半叶，诗歌的边缘处境愈发明显。如今，它成了墓穴中的仪式、都市荒原中的祭典、地下室里的欢庆宴，或是超级市场里的启示。确实，只有在极权国家和那些古老的军事独裁政权中，诗人仍然遭受迫害；在民主国家，诗人得以活着，甚至受到保护——但被关在四面墙里，那些墙不是石头，而是沉默。在富裕的西方社会，人们忙于生意和娱乐，或者用一句意味深长的短语来说：忙着打发时间——没有时间留给诗歌。然而，诗歌的传统并未断绝，也不会断绝。倘若它真的断了，词语便会在我们的嘴唇上枯萎，我们的言辞会重新变成猴子的尖叫。诗歌的延续，就是人类语言的延续，是文明的延续。因此，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诗歌的另一个名字是坚持，而坚持正是对复活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