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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竟然是想写周记随笔？太高估自己。每个月当然还是有写随笔，但是更加轻松自由，留有自己的秘密空间。在这里写，恐怕更严肃。

想为7月写点什么，也许最初源自ft说什么每个月写一篇。他也许一半随口说说，一半认真来讲。我想为7月写的目的，倒也不是完成“写”，而是想谈“写”本身。

6月底心生急迫之感，有关LE的事情必须认真推进，从我的角度是想说，若这是件ft觉得可做的事，那就要快些开始。本以为半个月怎么都搞完了，最后差不多用了一个月。中途我很着急，ft说不用赶，没人抢选题。我心里常常有自身的存在焦虑，我没有说这样的原因。

7月初刚差不多要开始写，三四天内传来两件重病消息。第一件我有去医院，那个下午仿佛令我和一直以来难以面对的某些东西“搭上话”，我好像可以站在生死之间大门的另一端看待问题。或者说，我当下看到了那扇门，它存在，没那么可怕。那天下午离别之时，也有单独几句交谈，看到病人神情变得轻松，我也心生轻松。两天后，收到w消息，说自己时日无多，种种种种。略有些颇令人震撼，第一次看到的用词。看到之后，我还是按计划读LE最后一本书的导论，文章介绍了这些文稿的来源，LE去世后的情况。LE不愿意笔记本留存，叫Mabel烧毁，她不舍得，找了个折中的法子，把它们拆散，再按照别的方式归档。选编文集的最终方案定下来之后，多人又费了许多努力把拆散的笔记本再拼了起来。读到这些，我感到我在现实中不断面临这种类似的“收尾”（在收尾中，死亡是否就是永生？）。这次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

之前读LE读到第二本结尾，也许获得了某种感动。仿佛找回了那种科学史使人在心灵上有所连结的感觉。怎么会因为ft的缘故，又找到这种久违的感觉。晚上想这件事，觉得既离谱，又在情理之中。这似乎让我对这门“学科”放轻松了，很难解释，但的确如此。

我在几天内产生了一些认知变革，这是一周前自己想到的。虽然一直在赶着写议论性文字，没时间想，但直觉告诉我，这种认知变革也包括对“学科”的，好像没什么可摒弃的必要，自己的永远是属于自己的。

那天我和ft说，我们这样没孩子的人，某种意义上的创造才是存活的方式。实际上我本来脑子里冒出来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创造才是抵御衰亡的唯一可能。但我当然面对他说不出这个。后来有一天和F吃饭，她谈起家里面进行育儿的讨论，我脑子又回想前面这句话。心想，果然，没有育儿可谈的人只能谈创造，不过好像两者间没有什么不同。今天ft跟我说的某些话，让我想起F多年前和我讲的，当时我正在和她说一个生态学背景的作者写的漂流。F好像问我什么时候写自己的？那天和F聊LE，讲了个梗概，我知道这是她喜欢的主题。她又说起“写自然”，我说我如果要“写自然”，写的和我翻译的那些不一样的。我当然知道我会怎么写，但这不是我最想写的东西。和F谈LE时，我还说起这件事可不可做。我说，如果是七八成可做的话，就可以做。这是去年年初决定译MB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因为没有七八成，就永远不能百分百确定自己能做到十成满意的事。F问我LE的由头，我说ft喜欢。不过也令我自己回想，最开始我当然是迟疑（既然自己已经想甩开“职业身份”），但若ft有这个想法，又可以实现，何乐而不为呢？到后来，从“工作眼光”来看我真的觉得它是个七八成可做的事了。

读LE确实也让我想到，人应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当然也没办法对想写的东西进行排位，许多东西在我这里看似南辕北辙。它们真的有价值上的排序吗？很可能只有紧迫感的排序。

前几天，前些年的工作书又获了奖。正好七月一号的时候我还试图回忆做这本书对着电脑和纸哭的惨痛时光，不光是语言和内容上的痛苦（领导说再次提醒了译者我的努力，译者记得很清楚，好搞笑），还有我几年后才明白的事——那本书让我时时刻刻重温分离，怎么会有这么寸劲儿的事情。但这么一本麻烦的书都能完成，世界上又有什么不能完成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