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火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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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senbarger 发表于11/14/2025, 归类于书评.

掘火中译: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被点亮的回忆

 

译制 | Heisenbarger
校对 | Oli Angela Wu Joe
封面 | 可一
片头 | petit
策划 | 掘火字幕组

 

【译者前言】通常来讲,我反对给诗人贴上“自杀”的标签,因为刻意强调这种爆裂的极端行为,或多或少会消解诗人的人格特质及其作品本身的光芒——这常常给世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自杀的诗人是以其难以避免的命运而显扬于世。此外,评论家也试图通过“自杀”将诗人塑造成异于常人的特殊群体,这实则与现实相悖。但这个标签对于本期节目的主人翁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Alejandra Pizarnik)而言却是无法忽视的主题,因为尽管人生经历与性情不尽相同,但她的一生却与记录片中被反复提及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波(Rimbaud)、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以及没有被提及,但却被传记作家弗朗西斯科·翁布拉尔(Francisco Umbral)誉为“在西班牙诗歌中,唯一一个被诅咒的诗人”的加西亚·洛尔迦(García Lorca)一道,共享着“被诅咒的诗人”(poeta maldito)的头衔。换言之,他们皆是“流离失所的人,没有明确社会阶层归属的人,饱受自我毁灭情结摧残的人,并将这种自我毁灭倾向转化为自己的艺术作品”,他们身上都流淌着被诅咒者的三重血脉,即:在恶魔力量中蕴藏的审美基础和人性根基,性异端,以及以“自杀”为代表的悲惨的过早死亡。我想:跟随这部虽算不上钜细靡遗、但却条理清晰的纪录片,聆听见证阿莱杭德娜不同人生阶段的亲历者的声音,以此来回顾她短暂的36岁的人生,静静地察觉到这颗潜伏着的、伺机萌发的“被诅咒”的种子,便是对她人格及作品的真诚致敬。

1936年,拥有斯拉夫血统的犹太裔阿根廷人阿莱杭德娜出生在阿根廷阿韦亚内达城内的一家医院里。目睹这串复杂血脉时所感受到的冲击,仿佛也象征着阿莱杭德娜一家人远渡重洋时所经历的坎坷——阿莱杭德娜的父母本是居住在乌克兰罗夫诺州(Рівне)首府的犹太人,两人因政权反复更迭、犹太血统备受歧视而远走他乡,跟随着阿莱杭德娜父亲之兄的脚步来到法国团聚。1934年,阿莱杭德娜的父亲与怀着阿莱杭德娜姐姐米莉安(Myriam)的母亲又再次辗转来到阿根廷。在跋山涉水的过程中,他们原本的斯拉夫姓氏波扎尼克(Pozarnik)中的那个小小的“o”也被大西洋广袤深邃的海水稀释而随之剥落,弱化为了独一无二的、拉丁化的姓氏皮扎尼克(Pizarnik)中的“i”。也许正因如此,阿莱杭德娜对自己血统与身份的交织有着尤为深刻的认识。在她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

“我继承了先人对逃亡的渴盼。据说我的血脉来自欧洲。我觉得每个血球都源自不同地点。源自每个国度,源自每个省份,源自每座岛屿、山峦、群岛或绿洲。”

1954年,18岁的阿莱杭德娜——这个口吃、脸上长满雀斑、对减肥有着病态的执迷的女孩,早已深受精神疾病和药物成瘾的困扰。身居于世界精神分析之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如历史学家马里亚诺·本·普洛特(Mariano Ben Plotkin)在《潘帕斯草原的弗洛伊德》(Freud in the Pampas)中所述的那样:“在阿根廷,若有人质疑‘无意识’或‘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就会被视为如同在天主教主教会议上否认圣母的童贞一般冒犯。”裹挟于精神分析的浪潮中,阿莱杭德娜也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救赎依托其中,正因如此,她结识了精神分析师莱昂·奥斯特洛夫(León Ostrov)。尽管两人的精神分析过程只持续了一年有余,但她与奥斯特洛夫的友谊却长久地维系了下来。1960年至1964年,在阿莱杭德娜前往巴黎求学的四年中(这趟旅途也是奥斯特洛夫开出的第一张“药方”),她一边汲取着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养分,一边保持着信件的往来。在如今现存的二十余封信件当中,我们观察到了她对自己所创作的写作质量的警醒,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的倒错感,以及“少女时代无限延长”等“阿莱杭德娜人格”特质的逐步形成,这些特点这不仅主导了她的诗歌创作,更成为了她生命中的关键节点,难怪奥特斯洛夫如此形容她:

“我无法断言自己是否时刻都在对她施以精神分析,但我确信她每时每刻都在把我诗化……”

1966年,翁加尼亚(Onganía)政变爆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冰冷的警棍拉伸到无限大,直至阿莱杭德娜于1972年去世时,这个国家也未能挽回民主政体。同年1月,阿莱杭德娜敬爱的父亲因突发心脏病在米拉玛(Miramar)离世,猝不及防的变故暂时打乱了阿莱杭德娜原本最不可能被动摇的迈向死亡的步伐。然而,这一过程只可能被减缓,绝无停止的可能,因为她只能一味地沉溺于自我封闭的世界当中,度过她余生的六年。1971年9月,她已经出入数次精神病院,换着花样尝试自戕,即便是挚友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在信中一再挽救,也于事无补(这是他与阿莱杭德娜的最后通信,后者再也没有回复):

“我只能接受你活着。我只爱你,阿莱杭德娜。”

值得注意的是,整部纪录片中反复出现的插曲是由极简主义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为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所创作的电影插曲,在永恒的f小三和弦伴奏下的旋律中,楚门在众目睽睽下进入了梦乡,而1972年9月25日,这位把卡夫卡的日记当作圣经阅读的女孩,也在永恒的睡眠中去了夜的另一边。(Heisenba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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