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火中译：《深度》之何塞·多诺索

译制 | Oli
校对 | anita òvó
后期 | 咕噜猫
封面 | 可一
片头 | petit
策划 | 掘火字幕组

【译者前言】倘若我们回溯拉丁美洲文学谱系，何塞·多诺索无疑会被划入“文学爆炸”一代，其《“文学爆炸”亲历记》更是作为这一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学回忆录闻名于世，声名甚至超过了他的小说作品。在这部书中，他相对客观、翔实地记叙了“文学爆炸”的发生始末（“倘若文学爆炸真的有始有终的话”——多诺索语），但也正是在这部书中，他将自己划在文学爆炸的核心之外，放在不确定的那把交椅之上。于是，与其说这部书是亲历者的记录，不如说这是身在其中的旁观者的一种冷静侧写，而这种旁观的态度似乎贯穿多诺索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本期《深度》访谈发生在1976年，多诺索在其中自述离开智利已有十二年之久，受到采访邀请时正在法国旅居。毫无疑问，1973年的智利政变让多诺索被迫流亡、客居国外，但之前九年的游历经历却几乎是一种强迫式的自我放逐：“我感到对旅行的迫切需要。不是匆忙的观光旅行，而是移居国外，旅行上数月或数年，将此地的根茎拔起，并试着在另一片土地扎下。我真心觉得，旅行对于正在成长或已经成长起来的作家而言，绝对是有必要的。我指的是智利作家。那些从不旅行、总是扎根在同一个地方的作家并不会失去他们的价值，但无论如何，从微观层面上看到的问题永远也不会转变为宏观的问题。即便是不错的文学灵感以这种方式写出，也会变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导致沙文主义和激烈又狭隘的爱国主义。旅行，长时间和另一些人、另一些土地、另一些文化的接触，毫无疑问会令这里的一切相对化，即使你所写的是智利最私密、最日常的内容，也必然会添上一种普适的维度。”

这种将自己连根拔起又再度扎根的经历似乎自他幼时便开始了。在这期访谈中，尽管多诺索仅仅以“喜欢学校的校服”来解释儿时进入双语学校的原因，这所学校的教育却着实为多诺索提供了日后漂泊的基础，英语文学与西语文学也因而同时成为了滋养其文学创作的土壤。十六岁时，他逃离学校，在工作上又屡屡受挫，于是他拿着手头的钱去了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在智利最南端的庄园与船运港口工作了一年半。成年后，多诺索也不曾停步：1949年，他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他最初的作品；1964年，他接受爱荷华大学的教职，毅然离开智利，前往美国教书；随后，他又前往西班牙，起初住在马略卡岛，后来难耐于小岛的逼仄，搬往加泰罗尼亚海边的布兰卡苏布尔居住，又辗转前往卡拉塞特，此后又在各国间授课、开会、游走。因此，何塞·多诺索早已熟悉了辗转与漂泊，甚至可以说，他从中获益众多。如他所说，这些经历让他的作品有了更为普适的维度，他的目光逐渐从智利挪向世界，视角也逐渐从亲历者转为旁观者。而后面一种身份使他得以从更高的层面重写智利的现实乃至世界的现实，从这种层面来看，他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了“世界性的”作家。

但事实上，直到七十年代智利政变爆发，“当流亡成为主要的政治行为，当作者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时”，多诺索的作品才真正转向流亡写作，着意刻画流亡作家的身份焦虑与失根之感。《旁边的花园》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身为流亡知识分子的主人公在朋友外出时为其照看房子，这似乎可以与多诺索彼时身处流亡之中、与法国朋友交换房子居住的事实相互照应；故事主人公的失败作家身份也可以在多诺索的生平中找到呼应——在创作早期，多诺索也时常被出版社拒稿，因为他们不愿承担出版无名作家写的“难读的书”的风险。如此一来，此书似乎可以被视作一部自我虚构，而主人公也恰恰以一种亲历与旁观的视角经历着流亡，梦想去到“旁边的花园”，又见识了难以抵达的花园的丑陋，眼下不知何去何从——这几乎是流亡者对祖国感情的写照；而在多诺索的例子中，甚而可以将此视作他对“旁边的”他国、对梦想进入的文学殿堂的写照。旁观者与事情发生之处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可以更为准确地刻画出事情的多种面貌：多诺索能在“文学爆炸”过程中便认定位处中心的四位人物，同时对出版商为许多作家贴上这一文学事件的标签提出质疑与批判；事实上，对于流亡这一概念本身，他也曾做过否认：“事实上，流亡是一种迷思，因为人永远也无法流亡。人永远无法离开，永远不能。人以为自己是世界主义的，但完全不是如此。”

1980年底，多诺索回到了智利，因为“一个人到了五十五岁，就会开始思念家乡，尤其是会觉得欧洲的一切皆已成型，而那未来亟待完成的、或那少有的当下要做的事也轮不到自己去做。会感到自己无法再在欧洲留下痕迹，只能被排除在外。相较之下，在这里，我所做的一切都会对这个国家造成影响；而一旦在国内造成影响，也将进而在外界掀起波澜。”他不热衷于政治，忧心文化被政治化的可能性，因而总是处于旁观的视角；但其作品却不可忽视地带有对时事的讽喻，他同时也承认：“不热衷于政治也无法免除可能的承诺”。在访谈之后，在回到祖国的十余年间，他创作了数部小说，出版了唯一一部诗集以及一部剧作。在智利的家中，他延续了在美国、在欧洲的浪游中举办文学工作坊的传统。1996年，回到祖国十六年后，他病逝于自己家中。在临终的床榻前，他请求他人为他朗读智利诗人文森特·维多夫罗的《高鵟》（Altazor）：

“你这宿命的居民/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宿命？”

注：《高鵟》引自范晔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