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巴海和1978-1986年的上海通俗音乐

文/王莫之 摄影/杨晓哲

改革开放之后，流行歌曲港台化之前，屠巴海是一个改变大陆听众审美的名字。他是作曲家，也是名指挥。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每个大陆乐迷的卡带收藏都可能有他指挥的轻音乐。他也是中国电子音乐的先驱，上海最早演奏合成器的作曲家之一。这次采访发生在四月三日，笔者原计划钩沉中国早期电子音乐的发展，但是屠老师对于他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不太上心，采访在颇为意识流非常跑火车的气氛中推进，太多八卦太多月旦，把采访者听晕了。于是，一部电影长片的录音，够胆公开的内容很有限，虽然屠老师只说了一次“这段不能写”。出于保护老同志的初衷，我对内容做了大量删节。必须提醒读者的是，记忆是主观的，任何口述历史都只是参考，笔者的业务能力浅薄，只对三处明显问题做了笺注，期待有识之士多提意见。

您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一届学生。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在1953年成立的，我是第一批学生，当时的同学里，现在最有名的是陈燮阳。我考进附中是十岁，主业是大提琴，我其实没学过作曲，也没学过指挥，但是后来以作曲和指挥为主。

您毕业之后留校当老师，然后就发生了“文革”
文革的时候我也和别人闹，人家斗我，我斗别人，斗到半死不活，不斗了，不斗就出去“玩”了。陈燮阳当时是在（上海舞蹈学校的）白毛女剧组，指挥，分段的指挥，原来还有一个指挥，叫樊承武，他们就斗起来了。樊承武讲，《白毛女》是毒草，要打倒，另一派说是鲜花，因为周恩来看过，讲好的嘛。其实江青当时没管这个戏，他们就吵，吵得太厉害了，中央就说，干脆来北京演一次吧。江青把毛主席请来了，毛主席一看，说，这个很好嘛。好了，毒草派就下台了，樊承武不能指挥了，陈燮阳就变第一指挥了。这个阶段我和他们都没关系，我还在附中当老师，正好陈燮阳碰到我，就说，你过来（上海舞蹈学校）拉琴吧，到我这里来。过去吧，一下子还没去，当时，舞蹈学校有两个班，芭蕾班搞了《白毛女》剧组，还有一个是民族舞班，本来想演肖华的《长征组歌》，但是肖华被打倒了，这个舞蹈做了一半，丢掉又不舍得，就叫我重新作曲。我一天作曲都没学过，完全是因为连续几届在“上海之春”发表了作品，就接了这个戏，写完了再到芭蕾舞团去拉大提琴，拉着拉着又不安心了。陈燮阳也很多事情，全国的文化事情都是样板团在做，特别是上海芭蕾舞团，北京还有中央乐团呢，上海的外事工作基本上芭蕾舞团在做，但是谁来干呢？朱逢博要唱歌，除了《白毛女》，她给西哈努克唱歌，给罗马尼亚的首脑唱歌，也就她能唱，后面带了几个女孩子，后来任桂珍也“解放”了，也到我们团来唱，我呢，就被陈燮阳派出来管她们的，她们要唱点什么歌，我就配器伴奏，指挥一个乐队，陈燮阳如果空就他来指挥，这样呢，我在指挥上也得到了锻炼。

这些锻炼给您八十年代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革那些年，所有的文艺界下乡改造去了，炼钢啊，养猪啊去了，根本业务生疏，也没有机会，而我呢，一直没离开过岗位，一直不停地在搞。可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样板戏的帽子一摘，芭蕾舞团的矛盾就来了，钱没有了。原来是要钱有钱，我们都代表党中央去慰问过好几个省市呢。中央军委，无产阶级领导，专门派的样板团慰问，省里的一把手都排队（来看）呢。其实就是普通工作者，一人发一件军大衣。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也不可能有后来这些事。

没有钱对于芭蕾舞团的具体影响有哪些？
不光是没有钱。陈燮阳然后被邓小平看中了，拉到中央去搞一个，以前叫《东方红》，是讲毛主席周恩来的，其他老革命不开心了，怎么我们没有啊，结果就来了一个《中国革命之歌》。谁介绍陈燮阳去的呢，以前中央的一个指挥家，叫李德伦。陈燮阳走了，这样一来团里指挥也没有了，陈燮阳的老师黄晓同来客座，我也成了助理指挥。这就是机会，机会也要能把握住。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录音专家，留德的，是国家派出去的，回来以后呢，听说上海比较活跃，80年就到上海来了，叫我们写了一批东西。80年呢，我当时写了五六个作品，《西湖的清晨》啊、《时钟》啊，为什么一写就成功呢，这个录音师好，我们录了中国的第一张立体声唱片，录完他就说，好了，你这个作品肯定会出名的。整个录音是电台录的，中唱出版，然后录音师拿到中央去放了，每天晨起，就播放《西湖的清晨》，还作为天气预报的配乐。

天气预报的配乐是浦琦璋的《渔舟唱晚》吧。
那是后来，最早是《西湖的清晨》。后来嘛，八几年她买了一个琴，是个三排的合成器，四五个人都扛不动。她是演奏家嘛，反正这里面很多复杂的东西，一写就成功了。为什么成功呢？老百姓听了太多样板戏啊，听得烦了，只是要柔和的，好听的……那么我这个队伍呢，叫我管这个队伍是为了给芭蕾舞团赚钱的，赚了钱嘛，芭蕾舞团就可以靠拢中央。我每个月交一万块，当时老百姓的月收入是几十块，演一场三十块四十块，屠巴海嘛多一点，五十块。

您刚才提到了合成器，上海的第一台合成器是怎么一个情况？
是上海手工业局采购的（注1）。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赚钱的是手工业局，它是中国唯一一个压倒优势出口，包括地毯，不是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才比我们好，出口地就是上海。为了宣传这个呢，手工业局成立了一个广告科，我们帮他们做广告音乐。广告科有个副科长，是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声乐比赛的冠军，姓胡，她就找我来录音了，说，要是有个电子琴就好了，录进去就好了，省得叫一大堆人来伴奏，那是1979年。琴买来了，三千块不到，两千七吧，反正是一大笔钱，是卡西欧的，当宝贝一样，钥匙是我保管，我搞了一两天就明白了，大约有了一个方向，所以我就成了上海第一个弹电子琴的人，为了这个事情呢，还拍了一部电影。当时科教纪录片火呀，天天嘛介绍插秧啊、农耕啊，那么就介绍电子琴吧，再找点专家问问，什么叫电子琴。谁来表演呢？那么就屠巴海，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我说有两个女孩子可以来试试，一个就是浦琦璋，一个就是陈维文。陈维文是上海广播乐团的，真正的钢琴家，基础好。后来我觉得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在台上玩电子琴，还有我英语不好，这也是后来不搞电子琴的原因，专心作曲和指挥。浦琦璋坚持了下来，她是搞扬琴的，钢琴弹得一般，但是人聪明，女同志嘛，游说的本事比较大，文化局给她买了一个琴，这个琴一进来她就不一样了。这个琴当时世界上最贵，要五万人民币，附带两个人去香港，雅马哈的分部去培训，本来应该我和她去，我当时忙得头昏脑胀，全国近十家唱片公司的艺术顾问，发片忙得很。

当时的唱片没有版税，您出一张专辑能拿多少稿费？
几百块钱，拿到一千是很后面的事情了。一个曲子十二元。就是这样瞎搞，搞了之后，芭蕾舞团有钱了，又抓了一个沈小岑，她虽然唱得一般，但是年轻呀，团里都是老太婆，一唱就成功了。那个时候大家只要听中音不要听高音，中音区柔和。

从芭蕾舞团到上海轻音乐团的成立，这里面有什么故事？
主要是钱的矛盾，芭蕾舞团除了我这里有队，演出赚钱，浦琦璋也拉了一个队，上海合唱团，也给团里创收。然后矛盾就来了，毕竟你（到外面演出）拿了钱，四十块一场，一年演个十五六场，团里大乐队的人就有意见了，人家才多少工钱啊。当时文化局新上来一个副局长，叫刘念劬（注2），刘念劬（上音附中）比我低四届，很有才气，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更大，江泽民很喜欢他。当时改革开放嘛，领导喜欢问，你这个局怎么干啊。刘念劬讲的理论很讨领导的欢心——多层次，全方位。反正都是新词，其实就是音乐学院那批理论系的人，按照美国的模式——多层次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就像毛主席讲的，工农兵有工农兵的。全方位发展啊，规律啊，江泽民讲他好，要提名他做第一局长兼党委书记……刘念劬呢，他明白各个团都有问题，那么大乐队搞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也提倡交响音乐，他就提出，干脆把这些人搞一个团吧。这些人呢，主要是我和浦琦璋，他比较熟，就叫我打了一个报告，后来就成立了轻音乐团。

81年您在美术片《人参果》里用合成器演奏配乐，这好像是大陆第一次完全用合成器来配乐，之前也出现过合成器的伴奏或配乐，但都是和交响乐、民乐混合。
这要归功于作曲家吴应炬，他是印尼华侨（注3），这人是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用的是上海的第二台合成器，美影厂买的，这台合成器已经比较丰富了，有些想象力了。吴应炬这人做事非常仔细，一个音色，他可以试验一百种声音最后选一个，但是这一个只弹八小节，再换音色，他的想象力超级丰富。

好像您和吴应炬，和美影厂的合作就这一次。
是的，好多原因。第一，吴应炬这个人非常有想法；第二，美影厂的大片少了；第三，金复载为代表的新作曲家上台了。

金复载似乎特别注重交响乐，很少用到合成器。
他有他的写法，他对合成器就是找几个特殊音色，三个和尚挠挠头，咚咚，就结束了。他好歹是音乐学院的，用交响乐更能体现专业性嘛。

上海轻音乐团成立是1986年，几年后大陆的流行音乐遍地开花，轻音乐的黄金时代过去，您觉得，这个点具体是哪一年？
1989年。当时全国的文艺团体太多了，而且都是唱歌为主。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晚培养一大批人，这些人甚至于进去都花了二三十万，但只要他（她）有一个好歌，到全国兜一圈，赚个五六十万不成问题。第二个是港台歌星开始直接进来。第三个就是民歌流行化——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首歌有什么稀奇？一个理论，很简单，一个大鼓一个小鼓。我们的民歌流行化。流行是怎么一个概念？就是你懂的一定要比别人多一点，你比他低，你就绝对没市场，你懂的太多了，也没人要听。这个一点是多少？很复杂。在那个阶段，就是把个大鼓放在当中。迪斯科嘛，节奏感要强，活人都有舞蹈情结，要有律动感。

注1：早在1978年，电影《猎字99》的配乐里就出现了合成器，影片的配乐由李伟才作曲，陈传熙指挥上海电影乐团。关于这段往事，可参考雷颐《1978：“电子音乐”小风波》
http://www.infzm.com/content/3903

所以，屠巴海关于上海第一台合成器的回忆，自己是上海第一个弹合成器的观点，都值得商榷。

注2：上海作曲家，音乐作品达三百余部（首），大众知名度最高的是90版《封神榜》的全剧配乐（含十首歌曲），与马友道共同创作。合成器在90版《封神榜》里的应用和86版《西游记》一样值得研究。

注3：吴应炬先生是越南华侨，而非印尼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