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维丽娜》（五）

塞维丽娜 

五

著 ｜罗德里格·雷耶·罗萨（危地马拉）

译 ｜ anita

“您昨天打听的那位女士，”卡洛斯公寓的前台接待员跟我说，“昨晚一直在等您。不到一个小时前，她刚带着一堆东西离开。”

“可是，您告诉我说没有这么一位女士……”

“先生，我没有权利透露租户信息。您连她的全名都不知道，这自然让我生疑。”

“您说她带着谁的东西离开了？”

“她自己的，先生。没有人进去您的房间。”

我来到房间，关上门，确认过一切物品都在原处未动。我坐在床边，双手捧着脑袋，眼睛盯着地面。爱情的疯狂总会使我陷入这样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我始终在尽力避免类似情形的发生。又一次，太迟了，我想。我得把她找回来。

我站起来，决定行动。拿过箱子放在床上，开始收拾行李。这时我才发现，跟前台服务员说的相反，有人的确闯进了我的房间。是她。我入住时带过来但还没来得及看的书——包括刚开始看的达里奥那本——全都不见了：弗雷德里克·罗尔夫的《哈德良七世》，佩雷·金费雷尔的《蓝色插曲》，萨尔瓦托·罗莎的《巴比伦》，诺曼·刘易斯的《金色大地》，贾迪尔·庞塞拉的《亲爱的，在西伯利亚等我》…… 行李收拾完毕，我再次来到前台。

“并非故意要给您惹麻烦，但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哦，应该是有人进去打扫过。”

“我是说，有人进去，拿走了我的书。”

“书？”

“是这样。”我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平静。“我知道听起来很奇怪，但这位女士是我的朋友。没错，虽然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我刚认识她不久，但我们成了朋友。”

那个家伙一脸狡黠地看着我。

“不是您想的那样。我也不是在说那位女士偷走了我的书。但我确定是她拿的。这是自从我跟她第一次认识起，我们就在玩的一个游戏。”

“我想我明白。”他说。“只是，先生，你还是决定退房吗？”

“对，我得走了。但还有个问题。她离开的时候，您在这吗？您知道她去哪了吗？”

“我不知道，先生。”

“她是一个人吗？”

他做出一个不悦的神情，暗示我问这一连串问题让他不耐烦了。

我把一张100块危地马拉格查尔（quetzal）放到柜台上。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但还是伸过手，把钱装进了口袋。

“她和一位看起来很有身份的先生在一起。”

我一阵眩晕，同时心跳急剧加速。

“是他父亲吗？”

他带着居高临下的神气笑了笑。

“那位先生看起来的确年纪不小，但根据名字判断，应该不是她的父亲。他带了很多书，这倒是真的。再加上私人物品，两个行李箱都装满了。”

“您的意思是，昨晚她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不，先生。昨晚女士是一个人。那位老先生只是来接她，帮她搬东西。”

登记薄就摆在前台上，敞开的一页是空白，但我倒着读出了上面的日期。我伸过手去把登记薄转过来，翻到前一页。倒数第二行的位置，写着：“安娜·塞维丽娜·布鲁格拉。职业：无业。国籍：洪都拉斯。”下面一行写着：“奥托·布兰科。旅行家。西班牙。”

“他陪着她离开的吗？”

那人再次向我投来轻蔑的目光，轻轻摇了摇头。他拿回登记册，合上，放到了柜台下面。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一类信息。算了，如果您想知道，我认为他们往机场去了。”

我谢了他，拉着行李来到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

“您运气不错。”司机对我说。“我刚从机场来，路上车不多。往常这个时段堵得要命。”

如果前台跟我说的是真的，我默想，如果她一个小时前才离开公寓出发去机场，那我在那里追上她还是有可能的。我感觉，如果这次放她走了，我就会永远失去她了。“没有拥有过，就谈不上失去。”我这样提醒自己，但并未因此感到半点轻松。也许她就叫做安娜·塞维丽娜·布鲁格拉。也许不是。

车驶到特昆·乌曼纪念碑附近，只见这位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历史英雄，正手握生锈的铁矛，高挺着滑稽的宽阔胸膛。这时，我开始庆幸自己随身带着行李，因为从很久之前，机场就只允许旅客进入。我们的的国际机场建造在市中心，这一点牵扯出很多问题，但此时此刻，我只为此感到庆幸。多亏了手中的行李箱，我顺利进入机场。用目光扫视着一列又一列在柜台前排队办理登记的乘客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航空公司，无论是国外的还是本地的。

杳无踪影。

在缴纳机场安全税的银行门口，我终于看见了她。她的登机牌刚刚盖完章，正转身朝自动玻璃门走去，一过了这扇门，没带护照的我就绝无可能追上她了。两个不同年纪的男人跟在她身后，正激烈地争执些什么。年龄更大的那位，高大魁梧，一头稀疏的白发，皮肤白皙，近两米的身长，傲然俯视着对面的人。另外一位年轻很多，身形瘦削，漆黑的头发和胡子——我第一眼没认出来是谁——原来是安提瓜城（Antigua）的一位书商同行，艾哈迈德，马格里布人。虽然他自称是无神论者，但由于他的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犹太人，再加上对基督教教义（也包括拉康学说）的广泛了解，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接近 “敬畏上帝之人 “的范式。

就算跑步过去，我觉得也无法在她穿过那扇由移民警卫把守的大门之前赶上她。我可以朝她大喊，但又不确定那就是她的名字。我于是停住了脚步。

我猜测是奥托·布兰科的那个人向警卫出示证件后，穿过了玻璃门，与此同时，艾哈迈德大声朝他喊了一句话。一句希伯来语的祝福？他转过身来，恼怒还停留在紧簇的额头上，刚好与我打了个照面。他应该没认出我，我随即低下了头。我们擦肩而过，他朝出口走去，我朝银行窗口走，走到之后又假装忘了什么，再转身回来。稍后我就离开了机场，胸口像被压着一块大石（或者，被掏出一个大洞？），又像是经历了一场“灵魂深处的死亡”，借用拉图什描述类似情形时会说的话。我打了辆车，回了家。

***

“爱情和睿智是不可兼得的。”有人曾这样说。说得很对。

一开始我以为，她的离开会帮助我忘记。过了许久，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一天晚上，我跟拉图什一起吃饭，他第二天就要回法国了。我再次谈到她，但没有提及当初任由她偷走的那些书——我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我想起拉图什也认识艾哈迈德；那个摩洛哥人曾邀请拉图什去他的书店朗读诗歌。我告诉他，我在机场碰到艾哈迈德了，看见他正跟安娜·塞维丽娜·布鲁格拉的那位所谓父亲争论些什么。

“你没过去跟他说话吗？为什么不？会有些尴尬，当然。我，如果是你的话，我会过去。”拉图什说。

晚饭后，他让我带他去看一场脱衣舞表演，我一位合伙人推荐他去看的。我说我可以带他去，但没心情陪着一起看。他就放弃了。

“那我们就随便找间酒吧喝酒吧。”他说。

我们喝了很多，虽然不如之前那个晚上多。

“你应该去找艾哈迈德谈谈。”我们在他的酒店门口告别时，他再次这样对我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