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导自述系列之七–拍电影是我的生活方式

在一家疯人院里，我第一次从镜头后面张望（一台16毫米的 Bell & Howell摄像机）。疯人院的头儿是一个高大笨拙的人，有张饱经沧桑的脸，看上去和他的病人们很像。那时我还住在费拉拉（Ferrara）这个安静古老的小镇上，我出生在那里，它是波谷（Po Valley）里一座美丽的小镇。我和几个朋友打算拍一部疯子们的纪录片。疯人院的主管非常迫切地要为我们展现疯人院的情况，他甚至亲自上阵，在地上打滚，让我们看看病人们被激怒时是什么反应。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这部纪录片要拍住在里面的疯子们。我坚持己见，最后主管只好说：“好吧，我们来试试吧。”

我们就架起了摄像机，布置了灯光，让病人们在房间里为第一次拍摄作准备。必须要说，他们非常合作，听从我们的指挥，而且极其小心地不犯任何错误。他们帮我们搬东西，他们的效率和好心肠让我非常惊讶。

最后，我发出指令，打开灯光。我有点儿紧张、焦虑。突然，灯光撒满了整个房间，病人们瞬间静止了，一动不动，仿佛被吓呆了。我从没有见过任何演员脸上出现过这种无比恐惧的表情。

接下来发生的事难以用语言形容。疯子们开始尖叫，身体扭来扭去，在地上打滚——就像主管先前向我们表演的那样。房间立即变成了地狱。疯子们拼命地想摆脱灯光，好像被哪种史前怪物袭击了似的。这些方才还是镇定的、用人性约束着疯狂的面孔，此刻五官扭曲，表情怪异。这下轮到我们被这番景象吓得呆住了，摄影师甚至连打开机器的力气都没了，我也没力气指挥大家了。疯人院的头儿大喊：“停！把灯关上！”房间里变得安静、柔和，我们看着那些身躯缓慢而虚弱的动作，他们仿佛处于最终的痛苦中。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地围绕这个场面谈起了新现实主义。

这都是战前发生的。然后战争开始了，我们亲眼目睹了很多暴力场面，疯狂自不用说；所以这个习惯（拍摄的习惯）固定了下来。那部纪录片虽然没能完成，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在关于战后意大利电影制作的讨论中，它是新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意大利电影似乎被一种标准现实所束缚，即真实，比真实还真实——在大街上把摄像机伪装起来拍摄，或者把镜头顶在钥匙孔后面，去捕捉隐藏在最深处的现实。学校里教的那些审美观念被这股热潮冲走了，被用现实和胶片压倒理论的需求冲走了。不用说，那些电影很多都成功了，因为其实我们身边的现实是异常的、有争议的，怎么可能忽略它呢？

拍电影和写小说不一样。福楼拜说过，生活不是他的职业，写作才是他的职业。而相反地，拍电影就是生活——至少对我是这样。

拍电影时，我的个人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个人生活还过得更好了。这是种全情投入的承诺，把我们全部精力投入到电影拍摄中——如果说这不是生活方式，不能在我们的个人遗产中增加一些有价值的、可以被人评判的东西，这又是什么呢？显然，一部电影公之于众时，我们自己那些个人化的想法也会在电影中反映出来，也会公之于众。战后那几年里，到处是可怕的事情，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未来的担忧和恐惧，人们无法谈论其他东西。这种情况下，对于有识之士，忽略某些事情是不诚实的，因为在关键时刻不起作用的智慧必然是矛盾的。

我认为，拍电影的人应该努力去反映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而不需要花费力气用最直接、最悲剧的形式去表达和阐释事实（我们也能嘲笑现实，不是吗？我热爱喜剧，虽然我自己没有拍过喜剧。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是丹尼•凯耶（Danny Kaye）和亚利克•基尼斯（Alec Guinness）），应该把效果寄托在我们身上，对我们自己真诚、负责，对他人诚实、勇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绝佳的生活方式。然而，我确实也感觉到，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基础，现实的标准必须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去寻找。现在回归常态了（不知是好是坏），个体和他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一个体在他所处的复杂且令人焦虑的现实中的自身重要，也不如个体和他人之间同样复杂的关系重要。

什么能折磨现代人，能激起现代人的欲望？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中，人内心的反响是什么？人最亲密的关系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对他人的态度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现在，我们准备拍电影时，比以前更应该牢记这些问题。

法国电影评论家评论我的电影《呐喊》（Il grido,1957）时，认为这部电影是一种新的拍摄形式，即他们所说的“内部新现实主义（internal neorealism）”。从最初拍那部关于疯子的纪录片开始，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必要给自己贴标签，也就是说，我观察并描述能促使一个人寻找幸福或走向死亡的想法和情绪。我也从没有考虑过在电影中引入“主题”；我痛恨传达“信息”的电影。我仅仅想讲述，或者更准确地，想展现兴衰变迁，希望它们能抓住观众的兴趣，不管它们揭露多少悲痛苦难。生活不会总是快乐的，人必须有勇气全方位地看待生活。可是，拍完的电影本身应该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在叙述中是真诚的，我们的想法迟早也会被人了解；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坚定、感情充沛地叙述，对得起良心。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它们的画面既让人感受到现实，又不失说服力。那些毫无矫饰的电影，那些不夸大浪漫情调也不卖弄智慧的电影，那些看起来和现实一模一样的电影，它们既不落后也不超前，也没有偏见：它们直面现实。

（注：本文于1959年刊登于Cinema Nuovo（三四月刊），1962年春译文见于Film Culture 。
张潍/译）